貞觀詩風及上官體王績與“四傑” 杜審言與沈、宋及五律的定型
在南、北朝文學由對立走向融合的歷史進程中，初唐的貞觀時期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主掌貞觀詩壇的，是唐太宗李世民（５９８～６４９）及其身邊的北方文人和南朝文士。北方文人以關隴士人為主，入唐後多為史臣。他們的文學主張，受儒家崇古尚質的詩教説影響較大，對南朝齊、樑文風持批判態度，但沒有因此而否定詩的聲辭之美，從而為唐詩在藝術上的發展和新變留下了餘地。魏徵《隋書 ·文學傳序》説：
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
這種對南、北文學不同藝術物色的清醒認識，和“各去所短，合其兩長”的文學主張的提出，是貞觀時期唐太宗及其史臣們在總結歷史經驗時形成的對文學發展方向的一種共識。所謂“貴於清綺”是對追求聲律辭藻的南朝詩風的概括，偏重於詩的聲辭之美而言，宜於詠歌是其所長，緣情綺靡而流於輕豔纖弱則為其所短。“重乎氣質”指北朝詩歌特有的真摯樸厚的情感力量和氣勢，貞剛壯大是其所長，而表現形式的簡古質樸或理勝其詞，則是一種缺憾。如何用南朝文學的聲辭之美，來表現新朝的恢宏氣象和剛健開朗的健康情思，是初唐詩人面臨的課題，也是南、北詩風融合的關鍵。
初唐的詩歌創作，主要是以唐太宗及其羣臣為中心展開，一開始多述懷言志或詠史之作，剛健質樸；而貞觀詩風的新變，則起於對六朝聲律辭采的模仿和拾掇。在太宗的詩裏，常常壯大懷抱與華採並存，如作於貞觀四年（６３０）的《經破薛舉戰地》詩，言“昔年懷壯氣，提戈初仗節。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潔”。氣格剛健豪邁。但詩中“浪霞穿水淨，峯霧抱蓮昏”一聯，帶着六朝雕琢辭采的痕跡，與全詩的氣格頗不協調。他的一些詩，如《採芙蓉》、《詠雨》、《詠雪》等，則完全是南朝風調。楊師道和李百藥是具有貞剛氣質的北方文人，早年作詩善於吸收南朝詩歌的藝術技巧，較少合而未融的弊病。楊師道的《隴頭水》、《奉和聖制春日望海》，李百藥的《詠蟬》，都是寫得較為成功的作品。但他們後來成為唐太宗器重的宮廷詩人，把詩作為唱和應酬的工具而琢磨表現技巧，多奉和應制之作，儘管在聲律辭藻的運用方面日趨精妙，但在風格趣味方面已日益貴族化和宮廷化。
貞觀詩風的宮廷化傾向，與受南朝文化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太宗李世民是個愛好文藝的君主，現存的`太宗詩裏，感時應景、吟詠風月的多達五十餘首。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虞世南等人所編的《北堂書鈔》、《文思博要》和《藝文類聚》等類書，成為宮廷詩人的作詩工具，以便於應制詠物時摭拾辭藻和事典，把詩寫得華美典雅。這原為南朝文士作詩的積習，在虞世南和許敬宗等人的創作中均有所反映。尤其是許敬宗的詩，對仗雖工而流於雕琢，文采雖麗而無生氣，缺乏美的情思意味。
在貞觀詩壇的後期，介於貞觀、龍朔之間，出現了一位重要詩人上官儀，形成一種詩風“上官體”。
上官儀（６０８？～６４４），陝州（今河南陝縣）人。貞觀初進士及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朝官至三品西台侍郎，地位很高，名噪一時。
上官儀在貞觀年間所作的應制詩，就以屬對工切和寫景清麗婉轉而顯得很突出。如《早春桂林殿應制》中的“風光翻露文，雪華上空碧”一聯，即體現出詩人的傑出寫景技巧和善於營構明秀靈動的詩境的能力。再如《奉和山夜臨秋》：
殿帳清炎氣，輦道含秋陰。悽風移漢築，流水入虞琴。雲飛送斷雁，月上淨疏林。滴瀝露枝響，空濛煙壑深。
此詩雖為奉和之作，但詩人有意擺脱從類書掇拾辭藻的陳規舊習，注重對景物的細緻體察，自鑄新詞以狀物色。通過物色的動態變化，寫出情思的婉轉，從而構成情隱於內而秀髮於外的詩境。這種筆法精細而秀逸渾成的詩作，把五言詩的體物寫景技巧大大地推進了一步，成為人們模仿取法的一種新的詩體。《舊唐書》本傳説：上官儀“工五言，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頗有學其體者，時人謂之上官體。”
上官體的“綺錯婉媚”，具有重視詩的形式技巧、追求詩的聲辭之美的傾向。上官儀提出的“六對”、“八對”之説，以音義的對稱效果來區分偶句形式，已從一般的詞性字音研究，擴展到聯句的整體意象的配置。在他的作品裏，有不少通過精妙對法來寫景傳神的佳句，如《奉和秋日即目應制》：“落葉飄蟬影，平流寫雁行。”《入朝洛堤步月》：“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緣情體物，密附婉轉而綺錯成文。音響清越，韻度飄揚，有天然媚美之致，體現了一種較為健康開朗的創作心態和雍容典雅的氣度，成為代表當時宮廷詩人創作最高水平的典型範式。在唐詩發展史上，它上承楊師道、李白藥和虞世南，又下開“文章四友” 和沈佺期、宋之問。
上官儀對詩歌體制的創新，主要在體物圖貌的細膩、精巧方面。他以高度純熟的技巧，沖淡了齊樑詩風的浮豔雕琢；但詩的題材內容還侷限於宮廷文學應制詠物的範圍之內，缺乏慷慨激情和雄傑之氣。由於宮廷詩人大多功成名就，志得意滿，生活接觸面也比較狹窄，所以詩歌的變革只能由處於社會中下層的一般士人來承擔。
初唐的一般士人中，王績（５８９～６４４）是詩風較為獨特的一位。他是隋朝大儒王通的弟弟，在隋、唐之際，曾三仕三隱。心念仕途，卻又自知難以顯達，故歸隱山林田園，以琴酒詩歌自娛。自謂“此日長昏飲，非關養性靈。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過酒家五首》其二）。他的詩歌創作，是其冷眼旁觀世事時化解心中不平的方式，創造出一種寧靜淡泊而又樸厚疏野的詩歌境界。其代表作為《野望》，以平淡自然的話語表現自己的生活情感，寫得相當真切，有一種不施脂粉的樸素美。
這種平淡自然的隱逸詩風，是易代之際大都會有的，並不構成初唐詩發展的一個環節。在當時，真正能反映社會中、下層一般士人的精神風貌和創作追求的，是被稱為“初唐四傑”的王勃（６５０～６７６）、楊炯（６５０～６９３）、盧照鄰（６３４？～６８９）和駱賓王（６１９～６８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