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的一次聚会，我刚走进宴会厅，有人亲切地喊着我的名字，我寻声望去，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他是一个我以为今生不会见到的人。
他是我在当年抗震救灾中搞文本材料工作的秘书头儿，一个辛辛苦苦有点小心眼的人。他的一个误解让我离开了那摊工作，这个误解至今谁也没有道破。
他已经是古稀之人，我主动敬了他一杯酒，大家提到了当年的艰苦岁月，寒冬腊月在潮湿的简易房里不停的写材料的生活。看他年老了，我实在不忍心说破他的那一个误解给我心灵有过的伤害。那个伤害像当头一棒，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坎坷。就是这道坎坷，反倒让我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性的复杂，叫我一生都要反其道而行之，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如果从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讲，我还应该感谢他。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30多年后说起来也就当一个笑话。
唐山大地震中我从三楼上砸下来，受了重伤，转院到河南新乡人民医院。这所医院接收了一百多位伤员，当我能活动时，住在同一病房的赵鹤鸣让我跟他一块儿去看望唐山的地震伤员。老赵解放前打过游击，文革前是唐山银行的副行长，震前在市革委增产节约办公室当主任，他被砸断了六根肋骨，呼吸都挺困难，却不顾自己伤痛，还要挣扎着去看别的伤员。一起养伤的有个叫岳微华的大姐，是一个区教育局的干部，她也非常热情主动，我们一起跟老赵来到各个病房看望伤员表示慰问。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成了伤员的贴心人主心骨。老赵不愧是革命领导干部，他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挺身而出，危难中体现了一种担当精神。他在伤员中找了几个共产党员，宣布成立唐山伤员临时党支部，建立了一个战斗堡垒，经院方党委同意，他任党支部书记，还任命我当团支部书记，岳微华当副书记，主要协助他工作，远离家乡的唐山伤员患难与共，相互支撑。我们和医院建立了良好关系，做好伤员配合治疗的安抚和鼓励工作。有个八岁小女孩被砸伤了腿，一个多月也消不了肿，伤口也不愈合，医院为了女孩生命安全，决定截肢。小女孩的父母不知生死，他身边没有家里的亲人，我们承担起亲人的关怀，成为唐山地震伤员合法权益的维护者。我们不懂医术，但知道腿锯掉就长不上了，如果是刚转到外地的伤员，在医疗条件不行的地方，只有截肢又快又安全。老赵带着我们以唐山伤员党团组织名义恳求医生慎重，千方百计保住女孩这条腿，让医院感到一种压力，也让他们深深感动。医院的院长亲自上阵，采取了很多措施，还请了专家会诊，一天又一天，终于治愈了伤口、消了肿，小女孩下地能走路了，她高兴得呜呜直哭，破涕为笑时尽显美丽。我们感谢新乡医院，我第一次体会到临时党组织产生的无形力量，老赵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唐山伤员在他乡特别需要！
几个月后，我和岳微华随头一批伤员返回唐山，立即投入了抗震救灾。
我回到唐山就被调到区委办公室工作，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设在在凤凰山公园，我在一节木板车厢里写各种材料，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头儿交待任务时爱说一句：“鸡不叫是今儿个”，我天天写得天昏地暗。
大约在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头儿挺神秘的找我问一个人，说：“你认识一个叫赵鹤鸣的吗？”我高兴得回答：“老赵啊，认识！我们在河南新乡一块养伤的。”头儿说：“你回来后跟他联系过吗？”我说：“还没有，我到老赵家里去看过他女儿和儿子，介绍过老赵在河南医院的治疗情况。”我以为头儿认识老赵，就看着他问道：“你也认识老赵？你找他有事呀，老赵那人真好。”头儿眼神有点异样，不悦的说：“我不认识，也没有啥事”。就这么结束了谈话，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过了一段时间，岳微华大姐欢天喜地的找我来了，一见面就对我说：“老赵从河南来信啦，我这几天事情太多，今天才有点空，赶紧拿过来让你快看看！”她这个人快人快语，说话跟炒豆一样。接着她又说：“老赵信里说一个月前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他们区教育局的领导，一封寄给你们区办公室领导，把我们俩在新乡养伤协助他做伤员和医院工作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我们领导很高兴，说到外地养伤还主动做工作，不错！大家还评选我为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了。”她说着就咯咯地笑起来，开心地说：“真逗乐，我们那儿的人瞎起哄，非得评我当先进，你怎么样，也是先进吧？”
我赶紧从她手里拿过老赵写给我们的信，信中说他伤势恢复得很好，再治疗一段时间就可以回唐山了。老赵在信上还说：“我听女儿来信说你们到我家去了，谢谢！她还说小李调到区委办工作了，我很高兴，这是领导重视，好好干。前段时间我给你们两个人单位领导分别写过信，因为一个有组织的人在时间上不能有空白，在文革一开始就审查过我，战争年代有一个月记不太清楚了，一下子又找不到证明人，就认为我是脱党、是叛徒，整了好长时间。地震后也不能有时间真空，我就及时把你们在养伤时的情况和表现写信作了介绍。”
哎呀，这个老赵，他可真是为别人负责，他把地震特殊时期当成了战争年代。他让人给整怕了，怕我们转到外地养伤回单位没人证明，怕被人误会成地震逃兵。这也许是经历过政治运动折腾的老运动员才具有的思维方式，他们就怕有什么事说不清，人活一天也得向组织汇报。他活得太累了，不累也不行。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恍然大悟：闹了半天，前些日子我的头儿很神秘的找我就是因为老赵来过信，可他始终没有让我看老赵的来信，也没告诉我什么事，倒是询问我怎么认识的老赵，把我弄得莫名其妙。他认为老赵的来信肯定是我让他写的，信里说的自然都是养伤期间做伤员工作的情况，实事求是他也根本不相信。他接到信后对我没有一点鼓励，却没头没脑找我盘问，怎不让人感到奇怪和反常。
我苦笑了一下对岳微华大姐说：“我这儿肯定是误会了，我们头儿想的和老赵来信说的是猴吃麻花—满拧。”接下来我把头儿找我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她听了目瞪口呆，喃喃的说：“你可是遇上自作聪明的人了，他脑袋肯定进水了，太可怕啦，这可是麻子不叫麻子—真叫坑人哪。”
头儿生性有点多疑，善于逆向思维处理问题。他不相信转到外地的伤员会干什么工作，甚至还洋洋得意，自以为识破了一个远方来信后面串通的小阴谋，让来信人和我大失道德水准。可我无法证明我从来没让老赵写信，你说他也不信。头儿从不跟我提起老赵的来信，故作深沉的他认定老赵来信是在替人讨取什么东西，无形中给我头上笼罩了一团阴影。我有苦无处诉，心里说：“老赵啊老赵，干嘛要写信，难为你一片好心，真不如对牛弹琴，您这是帮倒忙啊！”我忽然想起上小学时一个小同学以编瞎话学雷锋做好事写假信骗取表扬的丑闻，在全校是那样震动。小同学去找小山上的老头写了一封信欺骗了校长，那一天早已成为当年小学校的“校耻日”，全校一千多名小学生都以小同学的耍小聪明动歪心眼为奇耻。万万没想到，假作真来真亦假，10多年以后，出现了阴错阳差的历史巧合，老赵来信是真，在我的头儿洞察一切的眼里成了画蛇添足，是串通一气耍沽名钓誉的小把戏。世界真的很奇妙，头儿的高智商竟然相当于10多年前小同学耍的小聪明。也难怪，十年动乱还未结束，在那个年代，很多人的人性被扭曲，怀疑一切，左的出奇。过了不久，根据工作需要，调我离开。
老赵本想写信为两个年轻人震后一段历史空间负责，做梦也想不到出了两个结果：一封信，岳微华大姐得到人们尊重;同样内容的一封信，我的人格受到莫名耻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一切决定于用权者看人道德标准的不同把握。也许我遇上了道德主义理想者，这种人喜欢用人类道德的标尺衡量别人，并且擅长在猜疑中把事情颠倒，他不知道自己的人性有些缺失，还对自己独具的斜视洞察力沾沾自喜。这样的人经常表现出道德的狂热，有意无意都可以给别人带来一种困惑，其结果，完全可以让人皮肉不疼心里疼！多年之后我终于弄懂，那就是可怕的文革遗风。
后来，头儿也调走了，区委领导找我，要安排我再回办公室当秘书。老赵也早从河南养好伤病回到唐山，他被落实政策安排到市检察院当了副检察长，他专程找到区委领导介绍我的情况，并要协调把我调到检察院工作。说来也巧，那几天正赶上市报社和广播电台也准备调我去当记者，我一下又成了有人惦记的香饽饽。我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兴奋得在凌晨四点起床，跑到文化宫宽阔的广场上独自徘徊，反复权衡：当秘书紧张劳累，检察院工作又太严肃，还是记者自由自在，并能让别人高兴自己快乐。我咬咬牙，一跺脚，从此就开始当了一名记者。
从那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这个写材料时的秘书头儿。
30多年过去，我和当年的头儿有缘得见，却也格外喜欢。
当我写完这一段时，我情不自禁地吟唱起三国演义中《几度夕阳红》诗句：“白发渔樵江楮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可不是么，相逢一笑，都在酒中。
我想，人与人要多些信任，少些猜疑，大家都要与人为善，成人之美，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社会。
年初的一次聚会，我刚走进宴会厅，有人亲切地喊着我的名字，我寻声望去，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他是一个我以为今生不会见到的人。
他是我在当年抗震救灾中搞文本材料工作的秘书头儿，一个辛辛苦苦有点小心眼的人。他的一个误解让我离开了那摊工作，这个误解至今谁也没有道破。
他已经是古稀之人，我主动敬了他一杯酒，大家提到了当年的艰苦岁月，寒冬腊月在潮湿的简易房里不停的写材料的生活。看他年老了，我实在不忍心说破他的那一个误解给我心灵有过的伤害。那个伤害像当头一棒，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坎坷。就是这道坎坷，反倒让我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性的复杂，叫我一生都要反其道而行之，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如果从事情的另一个方面讲，我还应该感谢他。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30多年后说起来也就当一个笑话。
唐山大地震中我从三楼上砸下来，受了重伤，转院到河南新乡人民医院。这所医院接收了一百多位伤员，当我能活动时，住在同一病房的赵鹤鸣让我跟他一块儿去看望唐山的地震伤员。老赵解放前打过游击，文革前是唐山银行的副行长，震前在市革委增产节约办公室当主任，他被砸断了六根肋骨，呼吸都挺困难，却不顾自己伤痛，还要挣扎着去看别的伤员。一起养伤的有个叫岳微华的大姐，是一个区教育局的干部，她也非常热情主动，我们一起跟老赵来到各个病房看望伤员表示慰问。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们成了伤员的贴心人主心骨。老赵不愧是革命领导干部，他就像在战场上一样，挺身而出，危难中体现了一种担当精神。他在伤员中找了几个共产党员，宣布成立唐山伤员临时党支部，建立了一个战斗堡垒，经院方党委同意，他任党支部书记，还任命我当团支部书记，岳微华当副书记，主要协助他工作，远离家乡的唐山伤员患难与共，相互支撑。我们和医院建立了良好关系，做好伤员配合治疗的安抚和鼓励工作。有个八岁小女孩被砸伤了腿，一个多月也消不了肿，伤口也不愈合，医院为了女孩生命安全，决定截肢。小女孩的父母不知生死，他身边没有家里的亲人，我们承担起亲人的关怀，成为唐山地震伤员合法权益的维护者。我们不懂医术，但知道腿锯掉就长不上了，如果是刚转到外地的伤员，在医疗条件不行的地方，只有截肢又快又安全。老赵带着我们以唐山伤员党团组织名义恳求医生慎重，千方百计保住女孩这条腿，让医院感到一种压力，也让他们深深感动。医院的院长亲自上阵，采取了很多措施，还请了专家会诊，一天又一天，终于治愈了伤口、消了肿，小女孩下地能走路了，她高兴得呜呜直哭，破涕为笑时尽显美丽。我们感谢新乡医院，我第一次体会到临时党组织产生的无形力量，老赵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唐山伤员在他乡特别需要！
几个月后，我和岳微华随头一批伤员返回唐山，立即投入了抗震救灾。
我回到唐山就被调到区委办公室工作，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设在在凤凰山公园，我在一节木板车厢里写各种材料，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头儿交待任务时爱说一句：“鸡不叫是今儿个”，我天天写得天昏地暗。
大约在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头儿挺神秘的找我问一个人，说：“你认识一个叫赵鹤鸣的吗？”我高兴得回答：“老赵啊，认识！我们在河南新乡一块养伤的。”头儿说：“你回来后跟他联系过吗？”我说：“还没有，我到老赵家里去看过他女儿和儿子，介绍过老赵在河南医院的治疗情况。”我以为头儿认识老赵，就看着他问道：“你也认识老赵？你找他有事呀，老赵那人真好。”头儿眼神有点异样，不悦的说：“我不认识，也没有啥事”。就这么结束了谈话，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过了一段时间，岳微华大姐欢天喜地的找我来了，一见面就对我说：“老赵从河南来信啦，我这几天事情太多，今天才有点空，赶紧拿过来让你快看看！”她这个人快人快语，说话跟炒豆一样。接着她又说：“老赵信里说一个月前写了两封信，一封寄给他们区教育局的领导，一封寄给你们区办公室领导，把我们俩在新乡养伤协助他做伤员和医院工作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我们领导很高兴，说到外地养伤还主动做工作，不错！大家还评选我为抗震救灾先进个人了。”她说着就咯咯地笑起来，开心地说：“真逗乐，我们那儿的人瞎起哄，非得评我当先进，你怎么样，也是先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