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以生动的语言描述、曲折的故事情节还原历史的真实情景,揭露历史的动态过程,描述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丰富历史事件的内容,这对于改变历史课程的枯燥性,促进历史理论教学的深入浅出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本站小编精心整理的晋朝历史故事，希望能够帮到你!
晋朝历史故事篇一：西晋八王之乱教训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留下了一个统一仅20xx年的庞大帝国和一个“何不食肉糜”的痴呆皇帝晋惠帝。不幸的是，这个痴呆皇帝偏偏有一个又丑又凶、狠毒无比的皇后贾南风。晋武帝死后第二年，贾南风就与楚王司马玮合谋，杀死了晋武帝的老丈人、辅政的太傅杨骏，由此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无情的权力争夺战、历时20xx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的序幕。
杨骏死后，朝政为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所主持，贾南风先是指使司马玮杀掉司马亮、卫瓘，随即又矫诏杀了司马玮。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贾氏一党志骄意满进而废杀太子之时，赵王司马伦与孙秀借为太子报仇之名，矫诏废杀贾南风，除尽贾氏一党。司马伦专掌朝政后，仍不满足，索性篡位自立。紧接着，齐王司马冏联合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起兵，灭掉司马伦一党，迎晋惠帝复位。不曾想，司马冏独揽朝政的位子还没坐热，仅过半年就被长沙王司马乂所杀。然而，司马乂重演司马冏故事，掌权没多久旋即被司马颙、司马颖以及东海王司马越所灭。
这一次，上位的是司马颖。接下来更乱，先是司马颖为司马颙所败，再是司马颙在与司马越的对峙中败下阵来，“八王之乱”最后以司马越的获胜而告终。不过，司马越也并未笑到最后。“八王之乱”不仅耗尽了西晋的人力、物力、财力、兵力，也几乎灭尽了西晋的精英集团，正当西晋内乱不已之时，刘渊等趁乱起兵，中国历史进入最黑暗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专权五年之后，司马越在一片内忧外患中死去，尸骨未寒，就被石勒剖棺焚尸，宣告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
“八王之乱”堪称中国历史上权力斗争的集中写照和缩影。君臣反目，骨肉相残，朝政失纲，后宫失序，尔虞我诈，朝云暮雨，各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今天你杀人，明天人杀你，杀人的人再被人杀，一直到全部杀光为止。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无论贤愚，不分长幼，都如飞蛾扑火般争相涌进权力的漩涡中心。比如，赵王司马伦，尽管“素庸愚”、“顽鄙无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权力乃至对皇位的渴望。甚至卓识如陆机，雄豪如刘琨，才华如左思、潘岳等，早先都曾名列贾氏党人贾谧“二十四友”之中，为人所诟病。贾氏一党败亡，“二十四友”虽然云散，但除左思避居、潘岳等被诛外，其他人仍未从权力斗争中抽身而退。陆机兄弟不听顾荣“还吴”劝告，先依司马颖，又被司马颖所杀，留下“华亭鹤唳，可复闻乎”的长叹。刘琨先结附于司马伦，后依违于司马冏，若不是后来战殁沙场，亦难不让人指为追逐权力之辈。可以说，权力如同一剂春药，迷失了人的心性，使人不辨形势，不明事理，前赴后继，执迷不悟，义无反顾。
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一些原本属于清流时望之士，在掌握权力之后，仿佛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让人感觉，他们掌握权力的过程，就是“变质”的过程。比如，司马亮史称“清警有才用”，然而一旦专权，则权归私门，“冠盖车马，填盖街衢”，顿失时望。又如，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因众心怨望起兵，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然而一旦专权，则“骄奢擅权，大起府第”，“耽于宴乐”、“沉于酒色”，“中外失望”，以至败亡。再如，司马颖“器性敦厚”、“众望归之”，然而一旦专权，则“恃功骄奢，百度弛废，甚于(司马)冏时”，尤其“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又如，司马越“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然而一旦专权，则“专擅威权，图为霸业……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同样“大失众望”，最后忧惧而死。权力又如同一剂毒药，感染了每一个身陷其中的人，使之难以清醒，难以挣脱，犹如杜牧在《过秦论》中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总之，权力真是个坏东西，不管是谁，只要沾着了就中毒，靠近了就错乱。
当然，权力既不是春药，也不是毒药，与其说权力是个坏东西，不如说不受制约的权力才是个坏东西。回过头来看八王的竞相登场，每个人在出场之前无不踌躇满志，然而一旦掌握权力后其表现却又无不令人大失所望。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斯?韦伯所说，与其将权力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卡里斯玛”权威之上，莫如建立在制度权威之上。尽管这种制度化了的政治可能缺少卡里斯玛型政治那样激动人心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然而却更稳定、更可靠、更安全、更具有可预期性。人性总是有弱点的，有弱点的人性加上不受制约的权力，想不变质都难。与其将权力的运转寄希望于个人威权的自制(或者说开明专制、仁慈的独裁者等)，不如寄希望于制度的约束。这是因为，个人威权的不可预测，根源就在于我们无法寄希望于其道德品性——事实上，其道德品性十有八九倒是不可靠的。个人的威权当然可能使事情变好，然而更多的情况却是更糟，甚至其本身更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乃至根源，而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总之，权力这个东西，既可以造福，也可以作乱，关键在于是否将它锁进笼子里，让它戴着制度的镣铐跳舞，而不是过于相信掌握权力者的道德自制。如是，可能也就不会有“八王之乱”这样不断重复的历史悲剧了。
晋朝历史故事篇二：李特的流民大营
西晋的腐朽统治和混战，给百姓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加上接连不断的天灾，许多地方的农民没有粮吃，被迫离开自己的故乡，成群结队到别的地方逃荒。这种逃荒的农民叫做“流民”。
公元298年，关中地区闹了一场大饥荒，略阳(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东北)、天水等六郡十几万流民逃荒到蜀地。有一个氐(音dī)族人李特和他兄弟李庠、李流，也跟着流民一起逃荒。一路上，流民中间有挨饿的、生病的，李特兄弟常常接济他们，照顾他们。流民都很感激、敬重李特兄弟。
蜀地离开中原地区比较远，百姓生活比较安定。流民进了蜀地后，就分散在各地，靠给富户人家打长工过活。
益州刺史罗尚，却要把这批流民赶回关中去。他们还在要道上设立关卡，准备抢夺流民的财物。
流民们听到官府要逼他们离开蜀地，想到家乡正在闹饥荒，回去也没法过日子，人人都发愁叫苦。
流民们向李特诉苦，李特几次向官府请求放宽遣送流民的限期。流民听到这个消息，感戴李特，纷纷投奔他。
李特在绵竹地方设了一个大营，收容流民。不到一个月，流民越聚越多，约摸有两万人。他的弟弟李流也设营收容了几千流民。
李特收容流民之后，派使者阎彧(音yù)去见罗尚，再次请求缓期遣送流民。
阎彧来到罗尚的刺史府，看到那里正在修筑营寨，调动人马，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他见了罗尚，说明了来意。罗尚对阎彧说：“我已经准许流民缓期遣送了，你回去告诉他们吧!”
阎彧直爽地对他说：“罗公听了别人的坏话，看样子恐怕不会饶过他们。不过我倒要劝您，不要小看了老百姓。百姓看起来是软弱的，您若逼得他们无路可走，众怒难犯，只怕对您没有好处。”
罗尚假惺惺地说：“我不会骗你，你就这样去说吧!”
阎彧回到绵竹，把罗尚那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李特，并且对李特说：“罗尚虽然这样说，但是我们不能轻信他，要防备他偷袭。”
李特也怀疑罗尚的话不可靠，立刻把流民组织起来，准备好武器，布置阵势，准备抵抗晋兵的进攻。
到了晚上，罗尚果然派部将带了步兵、骑兵三万人，偷袭绵竹大营。
晋军进入李特的营地，李特故意镇静自若躺在大营里。晋将自以为得计，一声号令，叫兵士猛攻李特大营。
三万晋军刚进了营地，只听得四面八方响起了一阵震耳的锣鼓声。大营里预先埋伏好的民，手拿长矛大刀，一起杀了出来。这批流民勇猛无比。一个抵十个，十个抵百个。晋军没有料到流民早有准备，心里一慌，已经没有斗志，被流民杀得丢盔弃甲，四散逃窜。两三个晋将逃脱不了，被流民们杀了。
流民们杀散晋军，知道晋朝统治者不会罢休，就请求李特替他们作主，领导他们抗击官府。
李特和六郡流民首领一商量，大家推李特为镇北大将军，李流为镇东将军，几个流民首领都被推举为将领。他们整顿兵马，军威大振。过不了几天，就攻下了附近的广汉，赶走了那里的太守。
李特进了广汉，学汉高祖刘邦的样子，宣布约法三章，打开了官府的粮仓，救济当地的贫苦百姓。流民组成的军队在李特领导下，纪律严明。蜀地的百姓平时受尽晋朝官府的压迫，现在来了李特，生活倒安定起来，怎么不高兴。民间编了一个歌谣说：“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表面上派使者向李特求和，暗地里勾结当地豪强势力，围攻李特。李特在奋勇抵抗之后，战败牺牲。他的儿子李雄继续率领流民战斗。公元320xx年，李雄自立为成都王。过了两年，又自称皇帝，国号大成。后来到李雄侄儿李寿在位时，改国号为汉。所以历史上又称“成汉”。
晋朝历史故事篇三：太平盛世
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后改元太康，并将这个年号一直用到公元289年。在此期间，他重视农业，发展经济，百姓过上了小康生活，国家一派盛世景象。于是，史学界称之为“太康之治”。
太康年间的经济繁荣，是从土地制度改革开始的。
曹魏时期，由于连年战争的需要，推行的是大规模的屯田制，即由士兵、农民垦荒种地，为军队解决粮食问题。到曹魏末年，这种制度已遭到破坏，并导致农业荒废，国库空虚，百姓没有土地，生活极其穷困，而达官贵人则可以无限制地霸占土地。比如一个很不起眼的“杂牌将军”，就可占有良田几百顷。他们对农民肆意盘剥，更加深了农民的苦难。
司马炎下定决心，要解决土地问题。为此，他“罢州郡兵以归农”，并颁布了占田制，以使农民可以合法拥有自己的土地。当时，人们的年龄都有分组：男女16岁至60岁为正丁;13岁至15岁、61岁至65岁为次丁;12岁以下为小，66岁以上为老。根据占田制的规定，每名丁男可占田70亩，丁女可占田30亩。当然，他们也有交税的义务，如每名丁男缴50亩税，丁女则缴20亩税。农民垦荒种地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很快他们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当时，司马炎还设有“常平仓”，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收购粮食;荒年则按适当价格出售粮食，稳定粮价。谁想囤积居奇，干些投机倒把的勾当，门儿都没有!《晋书·食货志》中曾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均平，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干宝在《晋纪·总论》中也描述了太康年间的繁荣景象，说当时“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有人会说，想达到“天下无穷人”的理想境界，谈何容易?这恐怕是吹牛吧!但这句民谚足以说明司马炎关注民生，政绩不俗。他开创的“太康之治”，已把西晋王朝推向了一个巅峰。
历史故事以生动的语言描述、曲折的故事情节还原历史的真实情景,揭露历史的动态过程,描述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丰富历史事件的内容,这对于改变历史课程的枯燥性,促进历史理论教学的深入浅出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本站小编精心整理的晋朝历史故事，希望能够帮到你!
晋朝历史故事篇一：西晋八王之乱教训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留下了一个统一仅20xx年的庞大帝国和一个“何不食肉糜”的痴呆皇帝晋惠帝。不幸的是，这个痴呆皇帝偏偏有一个又丑又凶、狠毒无比的皇后贾南风。晋武帝死后第二年，贾南风就与楚王司马玮合谋，杀死了晋武帝的老丈人、辅政的太傅杨骏，由此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无情的权力争夺战、历时20xx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的序幕。
杨骏死后，朝政为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所主持，贾南风先是指使司马玮杀掉司马亮、卫瓘，随即又矫诏杀了司马玮。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贾氏一党志骄意满进而废杀太子之时，赵王司马伦与孙秀借为太子报仇之名，矫诏废杀贾南风，除尽贾氏一党。司马伦专掌朝政后，仍不满足，索性篡位自立。紧接着，齐王司马冏联合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起兵，灭掉司马伦一党，迎晋惠帝复位。不曾想，司马冏独揽朝政的位子还没坐热，仅过半年就被长沙王司马乂所杀。然而，司马乂重演司马冏故事，掌权没多久旋即被司马颙、司马颖以及东海王司马越所灭。
这一次，上位的是司马颖。接下来更乱，先是司马颖为司马颙所败，再是司马颙在与司马越的对峙中败下阵来，“八王之乱”最后以司马越的获胜而告终。不过，司马越也并未笑到最后。“八王之乱”不仅耗尽了西晋的人力、物力、财力、兵力，也几乎灭尽了西晋的精英集团，正当西晋内乱不已之时，刘渊等趁乱起兵，中国历史进入最黑暗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专权五年之后，司马越在一片内忧外患中死去，尸骨未寒，就被石勒剖棺焚尸，宣告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
“八王之乱”堪称中国历史上权力斗争的集中写照和缩影。君臣反目，骨肉相残，朝政失纲，后宫失序，尔虞我诈，朝云暮雨，各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今天你杀人，明天人杀你，杀人的人再被人杀，一直到全部杀光为止。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无论贤愚，不分长幼，都如飞蛾扑火般争相涌进权力的漩涡中心。比如，赵王司马伦，尽管“素庸愚”、“顽鄙无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权力乃至对皇位的渴望。甚至卓识如陆机，雄豪如刘琨，才华如左思、潘岳等，早先都曾名列贾氏党人贾谧“二十四友”之中，为人所诟病。贾氏一党败亡，“二十四友”虽然云散，但除左思避居、潘岳等被诛外，其他人仍未从权力斗争中抽身而退。陆机兄弟不听顾荣“还吴”劝告，先依司马颖，又被司马颖所杀，留下“华亭鹤唳，可复闻乎”的长叹。刘琨先结附于司马伦，后依违于司马冏，若不是后来战殁沙场，亦难不让人指为追逐权力之辈。可以说，权力如同一剂春药，迷失了人的心性，使人不辨形势，不明事理，前赴后继，执迷不悟，义无反顾。
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一些原本属于清流时望之士，在掌握权力之后，仿佛马上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甚至让人感觉，他们掌握权力的过程，就是“变质”的过程。比如，司马亮史称“清警有才用”，然而一旦专权，则权归私门，“冠盖车马，填盖街衢”，顿失时望。又如，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因众心怨望起兵，振臂一呼响者云集，然而一旦专权，则“骄奢擅权，大起府第”，“耽于宴乐”、“沉于酒色”，“中外失望”，以至败亡。再如，司马颖“器性敦厚”、“众望归之”，然而一旦专权，则“恃功骄奢，百度弛废，甚于(司马)冏时”，尤其“僭侈日甚，嬖幸用事，大失众望”。又如，司马越“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然而一旦专权，则“专擅威权，图为霸业……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同样“大失众望”，最后忧惧而死。权力又如同一剂毒药，感染了每一个身陷其中的人，使之难以清醒，难以挣脱，犹如杜牧在《过秦论》中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总之，权力真是个坏东西，不管是谁，只要沾着了就中毒，靠近了就错乱。
当然，权力既不是春药，也不是毒药，与其说权力是个坏东西，不如说不受制约的权力才是个坏东西。回过头来看八王的竞相登场，每个人在出场之前无不踌躇满志，然而一旦掌握权力后其表现却又无不令人大失所望。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斯?韦伯所说，与其将权力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卡里斯玛”权威之上，莫如建立在制度权威之上。尽管这种制度化了的政治可能缺少卡里斯玛型政治那样激动人心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然而却更稳定、更可靠、更安全、更具有可预期性。人性总是有弱点的，有弱点的人性加上不受制约的权力，想不变质都难。与其将权力的运转寄希望于个人威权的自制(或者说开明专制、仁慈的独裁者等)，不如寄希望于制度的约束。这是因为，个人威权的不可预测，根源就在于我们无法寄希望于其道德品性——事实上，其道德品性十有八九倒是不可靠的。个人的威权当然可能使事情变好，然而更多的情况却是更糟，甚至其本身更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乃至根源，而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总之，权力这个东西，既可以造福，也可以作乱，关键在于是否将它锁进笼子里，让它戴着制度的镣铐跳舞，而不是过于相信掌握权力者的道德自制。如是，可能也就不会有“八王之乱”这样不断重复的历史悲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