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是一个用生命去写作的作家，她的散文世界就是她散文化的生命世界，读解三毛散文世界即是读解三毛。下面是有三毛的优美短篇散文，欢迎参阅。
三毛的优美短篇散文篇1：沙漠中的饭店
我的先生很可惜是一个外国人。这样来称呼自己的先生不免有排外的味道，但是因为语文和风俗在各国之间确有大不相同之处，我们的婚姻生活也实在有许多无法共通的地方。
当初决定下嫁给荷西时，我明白的告诉他，我们不但国籍不同，个性也不相同，将来婚后可能会吵架甚至于打架。他回答我：“我知道你性情不好，心地却是很好的，吵架打架都可能发生，不过我们还是要结婚。”于是我们认识七年之后终于结婚了。
我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者，但是我极不愿在婚后失去独立的人格和内心的自由自在化，所以我一再强调，婚后我还是“我行我素”，要不然不结婚。荷西当时对我说：“我就是要你‘你行你素’，失去了你的个性和作风，我何必娶你呢!”好，大丈夫的论调，我十分安慰。做荷西的太太，语文将就他。可怜的外国人，“人”和“入”这两个字教了他那么多遍，他还是分不清，我只有讲他的话，这件事总算放他一马了。(但是将来孩子来了，打死也要学中文，这点他相当赞成。)
闲话不说，做家庭主妇，第一便是下厨房。我一向对做家事十分痛恨，但对煮菜却是十分有兴趣，几只洋葱，几片肉，一炒变出一个菜来，我很欣赏这种艺术。
母亲在台湾，知道我婚姻后因为荷西工作的关系，要到大荒漠地区的非洲去，十二分的心痛，但是因为钱是荷西赚，我只有跟了饭票走，毫无选择的余地。婚后开厨不久，我们吃的全部是西菜。后来家中航空包裹飞来接济，我收到大批粉丝、紫菜、冬菇、生力面、猪肉干等珍贵食品，我乐得爱不释手，加上欧洲女友寄来罐头酱油，我的家庭“中国饭店”马上开张，可惜食客只有一个不付钱的。(后来上门来要吃的朋友可是排长龙啊!)
其实母亲寄来的东西，要开“中国饭店”实在是不够，好在荷西没有去过台湾，他看看我这个“大厨”神气活现，对我也生起信心来了。
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荷西下班回来总是大叫：“快开饭啊，要饿死啦!”白白被他爱了那么多年，回来只知道叫开饭，对太太却是正眼也不瞧一下，我这“黄脸婆”倒是做得放心。话说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他喝了一口问我：“咦，什么东西?中国细面吗?”“你岳母万里迢迢替你寄细面来?不是的。”“是什么嘛?再给我一点，很好吃。”我用筷子挑起一根粉丝：“这个啊，叫做‘雨’。”“雨?”他一呆。我说过，我是婚姻自由自在化，说话自然心血来潮随我高兴，“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场沙漠中的饭店
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冻住了，山胞札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一束卖了米酒喝，不容易买到哦!”荷西还是呆呆的，研究性的看看我，又去看看盆内的“雨”，然后说：“你当我是白痴?”我不置可否。“你还要不要?”回答我：“吹牛大王，我还要。”以后他常吃“春雨”，到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有时想想荷西很笨，所以心里有点悲伤。
第二次吃粉丝是做“蚂蚁上树”，将粉丝在平底锅内一炸，再洒上绞碎的肉和汁。荷西下班回来一向是饿的，咬了一大口粉丝，“什么东西?好像是白色的毛线，又好像是塑胶的?”“都不是，是你钓鱼的那种尼龙线，中国人加工变成白白软软的了。”我回答他。他又吃了一口，莞尔一笑，口里说道：“怪名堂真多，如果我们真开饭店，这个菜可卖个好价钱，乖乖!”那天他吃了好多尼龙加工白线。第三次吃粉丝，是夹在东北人的“合子饼”内与菠菜和肉绞得很碎当饼馅。他说：“这个小饼里面你放了沙鱼的翅膀对不对?我听说这种东西很贵，难怪你只放了一点点。”我笑得躺在地上。“以后这只很贵的鱼翅膀，请妈妈不要买了，我要去信谢谢妈妈。”我大乐，回答他：“快去写，我来译信，哈哈!”
有一天他快下班了，我趁他忘了看猪肉干，赶快将藏好的猪肉干用剪刀剪成小小的方块，放在瓶子里，然后藏在毯子里面。恰好那天他鼻子不通，睡觉时要用毛毯，我一时里忘了我的宝贝，自在一旁看那第一千遍《水浒传》。他躺在床上，手里拿个瓶子，左看右看，我一抬头，哗，不得了，“所罗门王宝藏”被他发现了，赶快去抢，口里叫着：“这不是你吃的，是药，是中药。”我鼻子不通，正好吃中药。他早塞了一大把放在口中，我气极了，又不能叫他吐出来，只好不响了。“怪甜的，是什么?”我没好气的回答他：“喉片，给咳嗽的人顺喉头的。”“肉做的喉片?我是白痴?”第二天醒来，发觉他偷了大半瓶去送同事们吃，从那天起，只要是他同事，看见我都假装咳嗽，想再骗猪肉干吃，包括回教徒在内。(我没再给回教朋友吃，那是不道德的。)
反正夫妇生活总是在吃饭，其他时间便是去忙着赚吃饭的钱，实在没多大意思。有天我做了饭卷，就是日本人的“寿司”，用紫菜包饭，里面放些唯他肉松。荷西这一下拒吃了。“什么，你居然给我吃印蓝纸，复写纸?”我慢慢问他，“你真不吃?”“不吃，不吃。”好，我大乐，吃了一大堆饭卷。“张开口来我看?”他命令我。“你看，没有蓝色，我是用反面复写纸卷的，不会染到口里去。”反正平日说的是唬人的话，所以常常胡说八道。“你是吹牛大王，虚虚实实，我真恨你，从实招来，是什么嘛?”“你对中国完全不认识，我对我的先生相当失望。”我回答他，又吃一个饭卷。他生气了，用筷子一夹夹了一个，面部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表情，咬了半天，吞下去。“是了，是海苔。”我跳起来，大叫：“对了，对了，真聪明!”又要跳，头上吃了他一记老大爆栗。中国东西快吃完了，我的“中国饭店”也舍不得出菜了，西菜又开始上桌。荷西下班来，看见我居然在做牛排，很意外，又高兴，大叫：“要半生的。马铃薯也炸了吗?”连给他吃了三天牛排，他却好似没有胃口，切一块就不吃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要不要去睡一下再起来吃?”“黄脸婆”有时也温柔。“不是生病，是吃得不好。”我一听唬一下跳起来。“吃得不好?吃得不好?你知道牛排多少钱一斤?”“不是的，太太，想吃‘雨’，还是岳母寄来的菜好。”“好啦，中国饭店一星期开张两次，如何?你要多久下一次‘雨’?”有一天荷西回来对我说：“了不得，今天大老板叫我去。”“加你薪水?”我眼睛一亮。“不是——”我一把抓住他，指甲掐到他肉里去。“不是?完了，你给开除了?天啊，我们——”“别抓我嘛，神经兮兮的，你听我讲，大老板说，我们公司谁都被请过到我家吃饭，就是他们夫妇不请，他在等你请他吃中国菜——”“大老板要我做菜?不干不干，不请他，请同事工友我都乐意，请上司吃饭未免太没骨气，我这个人啊，还谈些气节，你知道，我——”我正要大大宣扬中国人的所谓骨气，又讲不明白，再一接触到荷西的面部表情，这个骨气只好梗在喉咙里啦!
三毛的优美短篇散文篇2：故乡人
我们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坟的。
朋友坐轮椅，到了墓园的大门口，汽车便不能开进去，我得先将朋友的轮椅从车厢内拖出来，打开，再用力将他移上椅子，然后慢慢的推着他。他的膝上放着一大束血红的玫瑰花，一边讲着闲话，一边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时荷西在奈及利亚工作，我一个人住在岛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两星期便要我开车带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欢去墓园，好似郊游一般。
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名字叫做——圣拉撒路。
拉撒路是圣经上耶稣使他死而复活的那个信徒，墓园用这样的名字也是很合适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个公墓里特别围出了一个小院落，是给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死者安眠的。其他广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个小小的隔离的院落里，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层一层的，有的是睡一块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着另外一个先去了的朋友加里，两个人又在做邻居。
每一次将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面前时，他静坐在椅上，我便踮着脚，将大理石墓穴两边放着的花瓶拿下来，枯残的花梗要拿去很远的垃圾桶里丢掉，再将花瓶注满清水。这才跑回来，坐在别人的墓地边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给我买花的钱很多，总是插满了两大瓶仍有剩下来的玫瑰。
于是我去找花瓶，在加里的穴前也给放上几朵。
那时候尼哥拉斯刚刚失去妻子没有几个星期，我不愿打扰他们相对静坐的亲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个人，自己悄悄走开去了。
我在小院中轻轻放慢步子走着，一块一块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块白色大理石光洁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种，念到了一个金色刻出来的中国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头十分清洁、光滑，而且做得体面，我却突然一下动了怜悯之心，我不知不觉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阵默然。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这里，生前必是远洋渔船跟来的一个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会成为孤坟。
我拿出化妆纸来，细心的替这位不认识的同胞擦了一擦并没太多的灰尘的碑石，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尼哥拉斯仍是对着他的太太静坐着，头一直昂着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轻轻走过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轮子边，对他说：“刚刚看见一个中国人的坟，可不可以将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给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说：“多拿几朵好!这位中国人也许没有亲人在这儿!”
我客气的仍是只拿了一朵，给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着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对他说：“曾先生，我们虽然不认识，可是同样是一个故乡来的人，请安息吧。这朵花是送给你的，异乡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亲人吧!”“如果来看露斯，必定顺便来看望你，做一个朋友吧!”
以后我又去过几次墓园，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轻轻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会儿，才推着尼哥拉斯回去。
达尼埃回来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们四个人去墓地便更热闹了些。
大家一面换花一边讲话，加里的坟当然也不会忘记。一摊一摊的花在那儿分，达尼埃自自然然的将曾先生的那份给了我。
那一阵曾先生一定快乐，因为总是有人纪念他。
后来我做了两度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曾先生的确是来谢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来谢我，我欢喜了一大场。
以后我离开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居住，因为荷西在那边做工程。
曾先生的坟便没有再去探望的机会了。
当我写出这一段小小的故事来时，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湾的亲属看到。他们必然因为路途遥远，不能替他扫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岛上居住，听说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亲属有什么东西，想放在他的坟上给他，我是十分愿意代着去完成这份愿望的。
对于自己的同胞因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远，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回想起来只有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后记
上面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写的，为了赶稿，很快的交卷了。
这件事情，写完也忘记了，因为文短。
过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联合报》，在副刊室内碰到编辑曼伦，她说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报上发表的短文。
曼伦翻遍了资料，找不到刊过这篇文章的事实。其实，它当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并不在《联合报》。“有人打电话来报社，说三毛写过一个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国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踪了多年的兄弟，听说在西班牙失踪的，你有没有这个记忆?”曼伦问我。
我很快的将在西班牙认识的中国人都想了一遍，里面的确没有一个姓曾的。
我告诉曼伦，大概弄错了，没有姓曾的朋友，也没听说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踪的中国人。
没有想起这篇文章，他们在找的是一个失踪的兄弟，我完全没有联想。
过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报社转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里面赫然写着曾君雄的名字，当我看见这个全名出现了时，尖叫了起来：“他家属找的原来是这个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还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属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来的信，曾先生的兄长和弟弟，要答谢我，要我去高雄讲演时见见面，要请我吃饭，因为我上了他们兄弟在海外的孤坟。
三毛的优美短篇散文
三毛的优美短篇散文篇3：一生的爱
那时候，或说一直到现在，我仍是那种拿起笔来一张桌子只会画出三只脚，另外，一只无论如何不知要将它搁在哪里才好的人。如果画人物或鸟兽，也最好是画侧面的，而且命令他们一律面向左看。向右看就不会画了。
小学的时候，美术老师总是拿方形、圆锥形的石膏放在讲台上，叫我们画。一定要画得“像”，才能拿高分。我是画不像的那种学生，很自卑，也被认为没有艺术的天分。而艺术却是我内心极为渴慕的一种信仰，无论戏剧、音乐或舞蹈，其实都是爱的。
就因为美术课画什么就不像什么，使我的成绩，在这一门课上跟数学差不多。美术老师又凶又严肃，总是罚画得不好的同学给他去打扫房间。那一年，我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放学了，就算不做值日的那一排要整理教室，也是常常低着头，吃力的提着半桶水——给老师洗地去啦!因为画不像东西。
美术课是一种痛苦，就如“鸡兔同笼”那种算术题目一样。我老是在心里恨，恨为什么偏要把鸡和兔子放在一个笼子里叫人算他们的脚。如果分开来关，不是没有这种演算的麻烦了吗?而美术，又为什么偏要逼人画得一模一样才会不受罚?如果老师要求的就是这样，又为什么不用照相机去拍下来呢?当然，这只是我心里的怨恨，对于什么才是美，那位老师没有讲过，他只讲“术”。不能达到技术标准的小孩，就被讥笑为不懂美和术。我的小学美术老师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这，是现在才敢说给他的认识。
本来，我的想象力是十分丰富的，在美术课上次次被扼杀，才转向作文上去发展了——用文本和故事，写出一张一张画面来。这一项，在班上是拿手的，总也上壁报。
说起一生对于美术的爱，其实仍然萌芽在小学。那时候，每到九月中旬，便会有南部的军队北上来台北，等待十月十日必然的阅兵典礼。军人太多，一时没有地方住，便借用了小学的部分教室做为临时的居所。兵来，我们做小孩的最欢迎，因为平淡的生活里，突然有了不同的颜色加入，学校生活变得活泼而有生趣。下课时，老兵们会逗小孩子，讲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又加鬼魅的故事给我们听。也偶尔会看见兵们在操场大树上绑一条哀鸣的土狗，用刺刀剥开狗的胸腔，拿手伸进去掏出内脏来的时候，那只狗还在狂叫。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做小孩的，又怕又爱看，而日子便很多采又复杂起来了。
每一年，学校驻兵的时候，那种气氛便如过年一样，十分激荡孩子的心。
在学校，我的体育也是好的，尤其是单杠，那时候，每天清晨便往学校跑，去抢有限的几根单杠。本事大到可以用双脚倒吊着大幅度的晃。蝙蝠睡觉似的倒挂到流出鼻血才很高兴的翻下来，然后用脚擦擦沙土地，将血迹涂掉。很有成就感的一种出血。
兵驻在学校的时候，我也去练单杠。
那天也是流鼻血了，安静的校园里，兵们在蹲着吃稀饭馒头。我擦鼻血，被一个偶尔经过的少校看见了;认识那一颗梅花的意义。那个军官见我脸上仍有残血，正用袖子在擦，就说：“小妹妹，你不要再倒挂了，跟我去房间，用毛巾擦一下脸吧!”我跟他去了，一蹦一跳的，跟进了他独立的小房间;大礼堂后面的一个房内。那时，驻的兵是睡教室里的，有些低年级的同学让出了教室，就分上下午班来校，不念全天了。官，是独占一小间的。
军官给我洗脸，我站着不动。也就在那一霎间，看见他的三夹板墙上，挂了一幅好比报纸那么大的一张素描画。画有光影，是一个如同天使般焕发着一种说不出有多么美的一张女孩子的脸——一个小女孩的脸。
我盯住那张画，吃了一惊，内心就如初见杀狗时所生出的那种激荡，澎湃出一片汪洋大海。杀活狗和一张静态画是如此不同的一回事，可是没有别样的形容可以取代了。
那是一场惊吓，比狗的哀鸣还要吓。是一声轻微低沉的西藏长号角由远处云端中飘过来，飘进了孩子的心。那一霎间，透过一张画，看见了什么叫做美的真谛。
完全忘记了在哪里，只是盯住那张画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看到那张脸成了自己的脸。
那个军官见我双眼发直，人都僵了，以为是他本人吓住了我，很有些着急要受拖累，便说：“小妹妹，你的教室在哪里?快去上课吧!快出去罗!”我也是个敏感的孩子，听见他暗示我最好走开，便鞠了一个躬快步走了。
自从那日以后，每堂上课都巴望着下课的摇铃声，铃声一响，我便快速的冲出教室往操场对面的礼堂奔跑，礼堂后面的小间自然不敢进去，可是窗口是开的。隔着窗户，我痴望着那张画，望到心里生出了一种缠绵和情爱——对那张微微笑着的童颜。
也拉同学去偷看，大家都觉得好看，在窗外吱吱喳喳的挤着。看到后来，没有人再关心那幅画，只有我，一日跑上七八次的去与那位神秘的人脸约会。
也是一个下课的黄昏，又去了窗口。斜阳低低的照着已经幽暗的房间，光线蒙蒙的贴在那幅人脸上，孩子同样微笑着。光影不同，她的笑，和白天也不同。我恋着她，带着一种安静的心情，自自然然滴下了眼泪。
一次是看红楼梦，看到宝玉出家，雪地中遇见泊舟客地的父亲，大拜而别，那一次，落过泪。同一年，为了一个画中的小女孩，又落一次泪，那年，我十一岁半。
美术老师没有告诉我什么是美，因为他不会教孩子。只会凶孩子的人，本身不美，怪不得他。而一次军队的扎营，却开展了我许多生命的层面和见识，那本是教育的工作，却由一群军人无意中传授了给我。
十月十日过去了，军队要开回南部，也表示那张人脸从此是看不到了，军官会卷起她，带着回营。而我没有一丝想向他讨画的渴求，那幅最初对美的认知，已经深入我的心灵，谁也拿不去了。
十二岁多一点，我已是一个初中学生了，仍上美术课，画的是静物：蜡做的水果。对于蜡做的东西，本身便欠缺一份真正水果的那份水分饱透而出的光泽和生命，是假的色和不自然的光，于是心里又对它产生了抗拒。也曾努力告诉自己——把水果想成是真的，看了想上去咬一大口的那种红苹果;用念力将蜡化掉，画出心中的水果来。可惜眼高手低，终是不成，而对于做为艺术家的美梦，再一次幻灭。这份挫败感，便又转为文本，写出“秋天的落叶如同舞倦了的蝴蝶”这样的句子，在作文簿上，得了个满堂红彩加上老师评语——“有写作潜能，当好自为之”的鼓励来。
三毛的优美短篇散文篇4：遗爱
这张照片上一共摆了四样小东西。
那么普通又不起眼的手链、老别针、坠子，值得拍出照片来吗?
我的看法是，就凭这几样东西来说，不值得。就故事来说，是值得的。
先来看看这条不说话的手链——K金的，上面两片红点。一小块红，是一幅瑞士的国旗、另一块，写着阿拉伯数字13。
由这手链上的小东西，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手链原先的主人，很可能是个瑞士人，而且她是不信邪的。十三这个在一般西洋人认为不吉祥的数字，却被她挂在手上。
这条链子的主人，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路斯，是一个瑞士人。
路斯不承认自己酗酒，事实上她根本已是一个酒精中毒的人，如果不喝，人就发抖。
试着劝过几次;她不肯承认，只说喝得不多。酒这东西，其实我也极喜爱，可是很有节制，就算喝吧，也只是酒量的十分之三、四就停了，不会拿自己的健康去开玩笑。
当路斯从医生处知道她的肝硬化已到了最末期了时，看她的神情，反而豁达了。对着任何人，也不再躲躲藏藏，总之一大杯一大杯威士忌，就当着人的面，给灌下去。
每当路斯喝了酒，她的手风琴偏偏拉得特别的精彩。她拉琴，在场的朋友们就跳舞。没有什么人劝她别再喝了，反正已经没有救的。
有时候，我一直在猜想，路斯是个极不快乐的人。就一般而言，她不该如此不要命的去喝酒，毕竟孩子和经济情况，都不算太差的。可是她在自杀。
那个医院，也是出出进进的。一旦出了院，第一件事就是喝酒。她的丈夫喝得也厉害，并不会阻止她。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十月二十三日那一天，我跑去看路斯，当时她坐在缝衣机面前车一条床单的花边。去看她，因为十月二十六日是路斯的生日。拿了一只台湾玉的手环去当礼物。
“玉不是太好，可是听说戴上了对身体健康是有用的。”我说。
路斯把那只玉手环给套上了，伸出手臂来对我笑笑，说：“我喜欢绿色，戴了好看，至于我的病嘛——就在这几天了。”我看着路斯浮肿的脸和脚，轻轻问她：“你自己知道?”
她不说什么，脱下腕上这条一直戴着的手链交给我，又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金表来，说：“只有这两样东西可以留给你，我的长礼服你穿了太大，也没时间替你改小了。”
我收了东西，问她：“你是不是想喝一杯，现在?”
路斯对我笑笑。我飞奔到厨房去给她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
她睇了我一眼，说：“把瓶子去拿来。”
我又飞奔去拿瓶子，放在她面前。
路斯喝下了整瓶的烈酒，精神显得很好。她对我说：“对希伯尔，请你告诉他，许多话，当着尼可拉斯在，长途电话里我不好说。你告诉他，这房子有三分之一应当是他的。”
希伯尔是路斯与她第二任丈夫生的孩子，住在瑞士，我认识他，路斯是住加纳利群岛的。
“还有什么?”我把她的手链翻来覆去的玩，轻轻的问她。“没什么了!”她举举空瓶子，我立即跑去厨房再拿一瓶给她。
“对尼可拉斯和达尼埃呢?”我问。
“没有什么好讲了。”
我们安静的坐着，海凤吹来，把一扇窗拍一下给吹开了。也不起身去关窗，就坐着给风刮。路斯一副沉思的样子。
“ECHO，你相信人死了还有灵魂吗?”她问。我点点头，接着说：“路斯，我们来一个约定——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先死了，另外一个一定要回来告诉一下消息，免得错过了一个我们解也解不开的谜。”
“先去的当然是我。”路斯说。
“那也未必，说不定我这一出去，就给车撞死了。”我说。
路斯听我这么说，照着西班牙习惯敲了三次木桌子，笑骂了一句：“乱讲的，快闭嘴吧!”
“你——这么确定自己的死吗?”我问。
路斯也不回答，拿了瓶子往口里灌，我也不阻止她，好似听见她的心声，在说：“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我陪伴着路斯静坐了好久，她那坐轮椅的丈夫，喝醉了，在客厅，拿个手杖举到天花板，用力去打吊灯，打得惊天动地。我们不去睬他。
“好了，我出去扫玻璃。”我说。
路斯将我一把拉住，说：“不去管他，你越扫，他越打，等他打够了，再出去。”
我又坐下了，听着外面那支手杖砰一下、砰一下的乱打声，吓得差一点也想喝酒了。
“不要去听他，我们再来讲灵魂的事。”路斯很习惯的说。我好似又把她的话听成“我想死”。
“好，路斯，如果你先死，我们约好，你将会出现在我家客厅的那扇门边。如果我先死，我就跑来站在你的床边，好吗?”
“如果我吓了你呢?”
“你不会吓倒我的，倒是他——”我指指外面。我们两个人开始歇斯底里的笑个不停。
“喂，路斯，我在想一个问题。”我说。
“你怕我鬼魂现不出来?”
“对!我在想，如果蚊子的幼虫——产卵在水里的，一旦成了蚊子，就回不到水里去。我们一旦死了，能不能够穿越另一个空间回来呢?这和那个蚊子再不能入水的比方通不通?”
“等我死了再说吧!”路斯笑着笑着。
我跑到厨房去拿了一个干净杯子，倒了少少一点酒、举杯，跟路斯干了。出去安抚一下她的丈夫，把打碎的玻璃给扫干净，就回去了。
三毛是一个用生命去写作的作家，她的散文世界就是她散文化的生命世界，读解三毛散文世界即是读解三毛。下面是有三毛的优美短篇散文，欢迎参阅。
三毛的优美短篇散文篇1：沙漠中的饭店
我的先生很可惜是一个外国人。这样来称呼自己的先生不免有排外的味道，但是因为语文和风俗在各国之间确有大不相同之处，我们的婚姻生活也实在有许多无法共通的地方。
当初决定下嫁给荷西时，我明白的告诉他，我们不但国籍不同，个性也不相同，将来婚后可能会吵架甚至于打架。他回答我：“我知道你性情不好，心地却是很好的，吵架打架都可能发生，不过我们还是要结婚。”于是我们认识七年之后终于结婚了。
我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者，但是我极不愿在婚后失去独立的人格和内心的自由自在化，所以我一再强调，婚后我还是“我行我素”，要不然不结婚。荷西当时对我说：“我就是要你‘你行你素’，失去了你的个性和作风，我何必娶你呢!”好，大丈夫的论调，我十分安慰。做荷西的太太，语文将就他。可怜的外国人，“人”和“入”这两个字教了他那么多遍，他还是分不清，我只有讲他的话，这件事总算放他一马了。(但是将来孩子来了，打死也要学中文，这点他相当赞成。)
闲话不说，做家庭主妇，第一便是下厨房。我一向对做家事十分痛恨，但对煮菜却是十分有兴趣，几只洋葱，几片肉，一炒变出一个菜来，我很欣赏这种艺术。
母亲在台湾，知道我婚姻后因为荷西工作的关系，要到大荒漠地区的非洲去，十二分的心痛，但是因为钱是荷西赚，我只有跟了饭票走，毫无选择的余地。婚后开厨不久，我们吃的全部是西菜。后来家中航空包裹飞来接济，我收到大批粉丝、紫菜、冬菇、生力面、猪肉干等珍贵食品，我乐得爱不释手，加上欧洲女友寄来罐头酱油，我的家庭“中国饭店”马上开张，可惜食客只有一个不付钱的。(后来上门来要吃的朋友可是排长龙啊!)
其实母亲寄来的东西，要开“中国饭店”实在是不够，好在荷西没有去过台湾，他看看我这个“大厨”神气活现，对我也生起信心来了。
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荷西下班回来总是大叫：“快开饭啊，要饿死啦!”白白被他爱了那么多年，回来只知道叫开饭，对太太却是正眼也不瞧一下，我这“黄脸婆”倒是做得放心。话说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他喝了一口问我：“咦，什么东西?中国细面吗?”“你岳母万里迢迢替你寄细面来?不是的。”“是什么嘛?再给我一点，很好吃。”我用筷子挑起一根粉丝：“这个啊，叫做‘雨’。”“雨?”他一呆。我说过，我是婚姻自由自在化，说话自然心血来潮随我高兴，“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场沙漠中的饭店
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冻住了，山胞札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一束卖了米酒喝，不容易买到哦!”荷西还是呆呆的，研究性的看看我，又去看看盆内的“雨”，然后说：“你当我是白痴?”我不置可否。“你还要不要?”回答我：“吹牛大王，我还要。”以后他常吃“春雨”，到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有时想想荷西很笨，所以心里有点悲伤。
第二次吃粉丝是做“蚂蚁上树”，将粉丝在平底锅内一炸，再洒上绞碎的肉和汁。荷西下班回来一向是饿的，咬了一大口粉丝，“什么东西?好像是白色的毛线，又好像是塑胶的?”“都不是，是你钓鱼的那种尼龙线，中国人加工变成白白软软的了。”我回答他。他又吃了一口，莞尔一笑，口里说道：“怪名堂真多，如果我们真开饭店，这个菜可卖个好价钱，乖乖!”那天他吃了好多尼龙加工白线。第三次吃粉丝，是夹在东北人的“合子饼”内与菠菜和肉绞得很碎当饼馅。他说：“这个小饼里面你放了沙鱼的翅膀对不对?我听说这种东西很贵，难怪你只放了一点点。”我笑得躺在地上。“以后这只很贵的鱼翅膀，请妈妈不要买了，我要去信谢谢妈妈。”我大乐，回答他：“快去写，我来译信，哈哈!”
有一天他快下班了，我趁他忘了看猪肉干，赶快将藏好的猪肉干用剪刀剪成小小的方块，放在瓶子里，然后藏在毯子里面。恰好那天他鼻子不通，睡觉时要用毛毯，我一时里忘了我的宝贝，自在一旁看那第一千遍《水浒传》。他躺在床上，手里拿个瓶子，左看右看，我一抬头，哗，不得了，“所罗门王宝藏”被他发现了，赶快去抢，口里叫着：“这不是你吃的，是药，是中药。”我鼻子不通，正好吃中药。他早塞了一大把放在口中，我气极了，又不能叫他吐出来，只好不响了。“怪甜的，是什么?”我没好气的回答他：“喉片，给咳嗽的人顺喉头的。”“肉做的喉片?我是白痴?”第二天醒来，发觉他偷了大半瓶去送同事们吃，从那天起，只要是他同事，看见我都假装咳嗽，想再骗猪肉干吃，包括回教徒在内。(我没再给回教朋友吃，那是不道德的。)
反正夫妇生活总是在吃饭，其他时间便是去忙着赚吃饭的钱，实在没多大意思。有天我做了饭卷，就是日本人的“寿司”，用紫菜包饭，里面放些唯他肉松。荷西这一下拒吃了。“什么，你居然给我吃印蓝纸，复写纸?”我慢慢问他，“你真不吃?”“不吃，不吃。”好，我大乐，吃了一大堆饭卷。“张开口来我看?”他命令我。“你看，没有蓝色，我是用反面复写纸卷的，不会染到口里去。”反正平日说的是唬人的话，所以常常胡说八道。“你是吹牛大王，虚虚实实，我真恨你，从实招来，是什么嘛?”“你对中国完全不认识，我对我的先生相当失望。”我回答他，又吃一个饭卷。他生气了，用筷子一夹夹了一个，面部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表情，咬了半天，吞下去。“是了，是海苔。”我跳起来，大叫：“对了，对了，真聪明!”又要跳，头上吃了他一记老大爆栗。中国东西快吃完了，我的“中国饭店”也舍不得出菜了，西菜又开始上桌。荷西下班来，看见我居然在做牛排，很意外，又高兴，大叫：“要半生的。马铃薯也炸了吗?”连给他吃了三天牛排，他却好似没有胃口，切一块就不吃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要不要去睡一下再起来吃?”“黄脸婆”有时也温柔。“不是生病，是吃得不好。”我一听唬一下跳起来。“吃得不好?吃得不好?你知道牛排多少钱一斤?”“不是的，太太，想吃‘雨’，还是岳母寄来的菜好。”“好啦，中国饭店一星期开张两次，如何?你要多久下一次‘雨’?”有一天荷西回来对我说：“了不得，今天大老板叫我去。”“加你薪水?”我眼睛一亮。“不是——”我一把抓住他，指甲掐到他肉里去。“不是?完了，你给开除了?天啊，我们——”“别抓我嘛，神经兮兮的，你听我讲，大老板说，我们公司谁都被请过到我家吃饭，就是他们夫妇不请，他在等你请他吃中国菜——”“大老板要我做菜?不干不干，不请他，请同事工友我都乐意，请上司吃饭未免太没骨气，我这个人啊，还谈些气节，你知道，我——”我正要大大宣扬中国人的所谓骨气，又讲不明白，再一接触到荷西的面部表情，这个骨气只好梗在喉咙里啦!
三毛的优美短篇散文篇2：故乡人
我们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坟的。
朋友坐轮椅，到了墓园的大门口，汽车便不能开进去，我得先将朋友的轮椅从车厢内拖出来，打开，再用力将他移上椅子，然后慢慢的推着他。他的膝上放着一大束血红的玫瑰花，一边讲着闲话，一边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时荷西在奈及利亚工作，我一个人住在岛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两星期便要我开车带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欢去墓园，好似郊游一般。
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名字叫做——圣拉撒路。
拉撒路是圣经上耶稣使他死而复活的那个信徒，墓园用这样的名字也是很合适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个公墓里特别围出了一个小院落，是给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死者安眠的。其他广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个小小的隔离的院落里，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层一层的，有的是睡一块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着另外一个先去了的朋友加里，两个人又在做邻居。
每一次将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面前时，他静坐在椅上，我便踮着脚，将大理石墓穴两边放着的花瓶拿下来，枯残的花梗要拿去很远的垃圾桶里丢掉，再将花瓶注满清水。这才跑回来，坐在别人的墓地边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给我买花的钱很多，总是插满了两大瓶仍有剩下来的玫瑰。
于是我去找花瓶，在加里的穴前也给放上几朵。
那时候尼哥拉斯刚刚失去妻子没有几个星期，我不愿打扰他们相对静坐的亲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个人，自己悄悄走开去了。
我在小院中轻轻放慢步子走着，一块一块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块白色大理石光洁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种，念到了一个金色刻出来的中国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头十分清洁、光滑，而且做得体面，我却突然一下动了怜悯之心，我不知不觉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阵默然。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这里，生前必是远洋渔船跟来的一个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会成为孤坟。
我拿出化妆纸来，细心的替这位不认识的同胞擦了一擦并没太多的灰尘的碑石，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尼哥拉斯仍是对着他的太太静坐着，头一直昂着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轻轻走过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轮子边，对他说：“刚刚看见一个中国人的坟，可不可以将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给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说：“多拿几朵好!这位中国人也许没有亲人在这儿!”
我客气的仍是只拿了一朵，给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着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对他说：“曾先生，我们虽然不认识，可是同样是一个故乡来的人，请安息吧。这朵花是送给你的，异乡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亲人吧!”“如果来看露斯，必定顺便来看望你，做一个朋友吧!”
以后我又去过几次墓园，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轻轻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会儿，才推着尼哥拉斯回去。
达尼埃回来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们四个人去墓地便更热闹了些。
大家一面换花一边讲话，加里的坟当然也不会忘记。一摊一摊的花在那儿分，达尼埃自自然然的将曾先生的那份给了我。
那一阵曾先生一定快乐，因为总是有人纪念他。
后来我做了两度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曾先生的确是来谢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来谢我，我欢喜了一大场。
以后我离开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居住，因为荷西在那边做工程。
曾先生的坟便没有再去探望的机会了。
当我写出这一段小小的故事来时，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湾的亲属看到。他们必然因为路途遥远，不能替他扫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岛上居住，听说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亲属有什么东西，想放在他的坟上给他，我是十分愿意代着去完成这份愿望的。
对于自己的同胞因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远，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回想起来只有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后记
上面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写的，为了赶稿，很快的交卷了。
这件事情，写完也忘记了，因为文短。
过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联合报》，在副刊室内碰到编辑曼伦，她说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报上发表的短文。
曼伦翻遍了资料，找不到刊过这篇文章的事实。其实，它当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并不在《联合报》。“有人打电话来报社，说三毛写过一个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国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踪了多年的兄弟，听说在西班牙失踪的，你有没有这个记忆?”曼伦问我。
我很快的将在西班牙认识的中国人都想了一遍，里面的确没有一个姓曾的。
我告诉曼伦，大概弄错了，没有姓曾的朋友，也没听说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踪的中国人。
没有想起这篇文章，他们在找的是一个失踪的兄弟，我完全没有联想。
过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报社转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里面赫然写着曾君雄的名字，当我看见这个全名出现了时，尖叫了起来：“他家属找的原来是这个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还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那封家属的信，是一九八○年的五月收到的。
高雄来的信，曾先生的兄长和弟弟，要答谢我，要我去高雄讲演时见见面，要请我吃饭，因为我上了他们兄弟在海外的孤坟。
三毛的优美短篇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