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
自己的文化要自己来说明，自己的舞台有我们自己。
——吴克群《将军令》
一
民俗这东西，是脆弱的。脆弱的不能移动，不能搬动，一搬动，就要出问题。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喜欢搬动这些原本不能搬动的东西，就像热衷于把那些古董从地底下挖出来，再送到世界各地巡展一样。我们在宣扬文化的时候往往会忽视了其最重要的地域性，忽视整个文化存在的背景，甚至于忽视其存在的主体。仅仅单纯是一种形式，就被我们当作所谓的“民俗”来分析。民俗度假村的苗族吐火，闹市区的纳西文本的书写，以及灯光摧残舞台上的所谓原生态歌曲，种种刻意的表现，最后导致的就是这种文化在产业化的结合下，走向了文化的反面。
文化走出了一道门，又走进了一道门，这就是文化的悖论。
二
一代大师费孝通说，文化是脆弱的，一旦脱离了其生存的文化圈就会走向衰亡，文化又是坚强的，走出去还能走回来，这种走回来就是需要一个族群的集体反思，集体觉悟，最后终于变成集体的出走，或是说集体的回归。说白了，文化要沾点仙气，这种仙气就是在民族中的浸染。文化是民族的，然后才能是世界的。脱离了民族谈文化，只是空谈，同样脱离了文化谈民族，更是不可思议。
人们就在这样的思议与不可思议中不断反思，不断向前。就在我们的民族中，都涌动着这样的因素，比如说灿烂的中国红，夺目的大地黄与大海的玄黑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三原色，同样，在北欧神话中，也是红白蓝三原色令人不断遐想，不断思考——红的是火，白的是雪，蓝的是天。
都是灿烂的红，却是两种不同的视角。商鞅说，朱者赤也，赤者明也；斯特林堡说，红色给了我灿烂的灵感，促使我的思想不断奔放的前进。这就是民族文化的神奇！同样的审美形式——无论是戏剧、文学、电影、音乐，还是这简单的颜色，在不同的民族语境下，居然都会如此的不同，或许这是一种神奇，也或许这就是一种宿命，我们无法为自己的民族自决，也无法为这种审美定义。
红色脱离了华夏大地，就不是灿烂的中国红，白色从浪漫华丽的北欧神话中走出，就不再是令人心仪神往的雪白，亚述人眼中的白，就是一种愚蠢，高卢人眼中的红，竟然是一种挑衅——不知是否和日后的西班牙斗牛有着怎样的神秘渊源？
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中，往往会存在一种最基本，最原始的东西，这种东西的意义往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比如说傩戏只能在湘西地区看到，走出了湘西地区的傩戏只能算是东施效颦；只有安溪的铁观音才是最纯正的铁观音，其余地方的铁观音，大抵只能算是模仿品种罢了，我们常常会因为这些东西而产生现代性的迷惑以及命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原生态文化，原生态艺术，所谓原生态，无非指的是文化的彻底民族性，彻底的原始性，这种民族性与原始性又不是做旧做出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是走出来，还是模仿，结局都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这些道理老祖宗们早就洞若观火——
桔生淮北则为桔，桔生淮南则为枳。
三
在不久之前，曾偶然和香港的同行一起出席了一次某县级市举办的古琴文化节，同时出席的还有全国文联党组书记仲呈祥老师。主办方热爱传统文化，并能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走向小众传播的时刻进行一次文化的诠释，实在难得。但是整个布景却搭建在一个农村的集市之上，高雅的古琴演奏伴随着杀鸡宰鹅的声音令人觉得有一种焚琴煮鹤的悲鸣，在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出现了激昂的彝族原生态演唱，再一询问，居然是彝族歌舞的一场演出。
无论是古琴还是彝族歌舞，从本质上看，都是高雅的原生态艺术。若是在凉山州的民族剧院里面，或是中央民族大剧院里面进行一次彝族歌曲的演出，都堪称完美，但是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进行如此的演奏；古琴毫无疑问是高雅艺术，但是绝对不能置之于这样喧闹的市井当中。且两者虽均为高雅，然审美形式不同，不合适的地方再加上两者完全不同艺术形式的糅杂，说白了，就是一种大杂烩。
这并不能完全迁咎于主办方，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原生态文化、艺术“走出门”的时代。在酒店里面看傩戏的人并不知道傩戏里面表达的宗教仪式，站在集市中间的群众会为彝族歌曲中悲剧的情节而哈哈大笑，乐于观看是表征，缺乏理解是本质。对于原生态感兴趣仅仅只是出于好奇，而非艺术的欣赏。好奇出不来真正的观众，自然也打造不出来真正的精品作品，在这场拙劣的演出中，我们看到的是行家里手的哀叹，是大量真正观众的离席。
原生态文化是一种多样的文化，这种文化就像胎儿根植于母体一样。一旦离开了母体的胎儿，就不再是胎儿；一旦脱离了文化的原生态文化，就不再是文化，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不能苛求每一个文化审美者都去阅读晦涩的《文化论》，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毕竟在学术界只是一种小众的传播形式，但是我们对于文化的层次，高下，形式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如果想去好好的拯救文化形式，或是想去对于所谓的原生态文化作出点什么来，那就不要让他们出门。
出来的，再让他们回去吧。
四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华总商会代表团来到了西南民族大学，对于四川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原生态保护提出了支持建议，就在这个支持建议签署的一个月之后，西南民族大学再次派遣少数民族原生态艺术演出团去了台湾，深入了台湾原住民地区，进行巡回考察演出。
文化就是这样走来走去的。
作为治学于西南民族大学的一员，有记者采访过我，问我如何看待藏彝羌族等文化形式深入台湾原住民地区？这是否会导致原始文化的冲击？我说不会。
为什么不会？记者追问。
只要是同等的文化，并且同样发端于最原始的原生态文化结构，两者碰撞，不会出现在文明程度上的误差，只要在文明程度上没有误差，一切都能合理地发生发展。
这决非危言耸听，也决非自以为是。早在上个世纪初，人类学家康提留斯就说过，文化是一种特殊的人群关系，必须适应于同阅历的文化层次。
无论是藏族文化还是鄂伦春族文明，抑或是台湾原住民，在社会文化学的形态上，都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现在害怕，害怕原始的文明突然暴露在现世之上，弄巧成拙，原生态变成了再生态，最后终于变成了原死态。
去每一个风景区，我都谢绝观赏所谓的原生态舞蹈，就像厌恶那里的假纪念品与假特产一样。在洛带古镇买特产买到江西的纸伞，不正宗；在湖南凤凰喝地方茶居然是四川峨嵋山的茶叶，实在是不敢恭维；同样，诸位所能看到的原生态舞蹈，也是变味的，更是不可靠的。
既然这样，那就没有必要再看了。
挽救原生态，不止是让“出门”的全部“进门”，我们必须明白，有很多东西是不能拿出来看的，就让它长存在深山里面。这对于我们研究一个民族的族群，中华民族的文化状态，这些上层建筑的东西，都大有好处。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个消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某位县级文化局长，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与解决县里面的财政问题，私自将县城唯一一所秦墓凿开——县里面的经济危机是解决了，他本人的好奇心也满足了，但是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却是我国唯一一所能知道地点的秦全俑墓葬，如果不打开，仅仅从墓室形状上分析，就能就某种文化结论写出几十本专著，可惜墓室被粗鲁地挖掘了，我们只有单从陶片分析，专家称，得出同样结论至少要迟到三十年。
人类总是在相同的错误上进行不同形式的认错。我常常反思一些所谓的地方的民族歌舞团，剧团走向产业化是必然，但是民族文化是神圣的，不是杂耍。苗族文化的吞针吃火上刀梯，都是有着严格宗教仪式的限制，比如说刀梯的刀是几把，代表着不同宗教仪式的不同规格，这些符号学的研究对于整个苗蛮宗教甚至中国西南边疆史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是现在一些所谓的剧团负责人根本不考虑这些，观众关心的，是这些演员如何能如此不怕划伤——于是人类本我的变态心理产生了，刀片越多越有看客，最后全国的剧团变成了特异功能的大比拼，等到民俗学家来研究的时候，全部傻了眼，只要你舍得掏钱，他可以顺着刀梯爬到桅杆上去——如果你愿意，他还可以继续往上爬，直到地球物理学的极限为止。
如此荒唐。
五
我们都是中国人，原生态文化是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
曾经在人民网的一次大型论坛上，我表示了要捐出版税，来保护国内物质类文化遗产。结果一不留神成为了全国第一个保护物质类文化遗产的作家，时过境迁，现在我还要继续呼吁，我们要保护原生态文化遗产，要彻底的保护我们的思想家园。
路漫漫，开门何其容易，关门惘之时日？
作者补记：对于民族文学中原生态的歌谣，以及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作品，笔者也有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笔者一直认为，真正的原生态、纯民族性的东西，必须是以民族的话语结构为基础的。就此，就此类问题笔者撰写的学术专著《民族文学文化学的多元化视野》拟于2007年5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暂定）出版，欢迎大家继续与我探讨此类话题。(作者自评)
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
自己的文化要自己来说明，自己的舞台有我们自己。
——吴克群《将军令》
一
民俗这东西，是脆弱的。脆弱的不能移动，不能搬动，一搬动，就要出问题。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喜欢搬动这些原本不能搬动的东西，就像热衷于把那些古董从地底下挖出来，再送到世界各地巡展一样。我们在宣扬文化的时候往往会忽视了其最重要的地域性，忽视整个文化存在的背景，甚至于忽视其存在的主体。仅仅单纯是一种形式，就被我们当作所谓的“民俗”来分析。民俗度假村的苗族吐火，闹市区的纳西文本的书写，以及灯光摧残舞台上的所谓原生态歌曲，种种刻意的表现，最后导致的就是这种文化在产业化的结合下，走向了文化的反面。
文化走出了一道门，又走进了一道门，这就是文化的悖论。
二
一代大师费孝通说，文化是脆弱的，一旦脱离了其生存的文化圈就会走向衰亡，文化又是坚强的，走出去还能走回来，这种走回来就是需要一个族群的集体反思，集体觉悟，最后终于变成集体的出走，或是说集体的回归。说白了，文化要沾点仙气，这种仙气就是在民族中的浸染。文化是民族的，然后才能是世界的。脱离了民族谈文化，只是空谈，同样脱离了文化谈民族，更是不可思议。
人们就在这样的思议与不可思议中不断反思，不断向前。就在我们的民族中，都涌动着这样的因素，比如说灿烂的中国红，夺目的大地黄与大海的玄黑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三原色，同样，在北欧神话中，也是红白蓝三原色令人不断遐想，不断思考——红的是火，白的是雪，蓝的是天。
都是灿烂的红，却是两种不同的视角。商鞅说，朱者赤也，赤者明也；斯特林堡说，红色给了我灿烂的灵感，促使我的思想不断奔放的前进。这就是民族文化的神奇！同样的审美形式——无论是戏剧、文学、电影、音乐，还是这简单的颜色，在不同的民族语境下，居然都会如此的不同，或许这是一种神奇，也或许这就是一种宿命，我们无法为自己的民族自决，也无法为这种审美定义。
红色脱离了华夏大地，就不是灿烂的中国红，白色从浪漫华丽的北欧神话中走出，就不再是令人心仪神往的雪白，亚述人眼中的白，就是一种愚蠢，高卢人眼中的红，竟然是一种挑衅——不知是否和日后的西班牙斗牛有着怎样的神秘渊源？
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中，往往会存在一种最基本，最原始的东西，这种东西的意义往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比如说傩戏只能在湘西地区看到，走出了湘西地区的傩戏只能算是东施效颦；只有安溪的铁观音才是最纯正的铁观音，其余地方的铁观音，大抵只能算是模仿品种罢了，我们常常会因为这些东西而产生现代性的迷惑以及命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原生态文化，原生态艺术，所谓原生态，无非指的是文化的彻底民族性，彻底的原始性，这种民族性与原始性又不是做旧做出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无论是走出来，还是模仿，结局都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这些道理老祖宗们早就洞若观火——
桔生淮北则为桔，桔生淮南则为枳。
三
在不久之前，曾偶然和香港的同行一起出席了一次某县级市举办的古琴文化节，同时出席的还有全国文联党组书记仲呈祥老师。主办方热爱传统文化，并能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走向小众传播的时刻进行一次文化的诠释，实在难得。但是整个布景却搭建在一个农村的集市之上，高雅的古琴演奏伴随着杀鸡宰鹅的声音令人觉得有一种焚琴煮鹤的悲鸣，在演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出现了激昂的彝族原生态演唱，再一询问，居然是彝族歌舞的一场演出。
无论是古琴还是彝族歌舞，从本质上看，都是高雅的原生态艺术。若是在凉山州的民族剧院里面，或是中央民族大剧院里面进行一次彝族歌曲的演出，都堪称完美，但是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进行如此的演奏；古琴毫无疑问是高雅艺术，但是绝对不能置之于这样喧闹的市井当中。且两者虽均为高雅，然审美形式不同，不合适的地方再加上两者完全不同艺术形式的糅杂，说白了，就是一种大杂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