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杂忆
作者：苏叔阳
日寇的铁蹄正践踏着故乡的山河。上小学时，每逢上日语课前，同学们就在操场上磨掌心以备挨打。你用砖头，他用单杠、双杠，一个个慷慨就义的模样。这是一道悲壮又凄凉的风景线。
我生在河北省保定市，按照现在的习惯就算是保定人。现在人们已经不谈什么籍贯了，有的连籍贯是什么意思也不清楚。我的籍贯即“老家”是河北深州。
宋代的大诗人苏轼的籍贯是河北赵州栾城，离深州不远。按现在的习惯，我也应当死拉活扯地跟苏轼套近乎，硬说自己是他老先生的第几十代孙，好去唬人。不过我想不出这对我有什么好处，说不定还会让苏轼的真后人揭露骗局，弄一身臊。现在这种事不少，我不打算凑热闹。
我生在1938年旧历八月二十日，刚刚过了中秋节，月亮还来不及完全消损，人的生活却消损了许多。因为保定是沦陷区，日寇的铁蹄正践踏着故乡的山河。我生而为亡国奴，在失国的忧愤中长大，影响了我的一生。记得隔我家向北六七个门，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经常在半夜里传出瘆人的惨叫声，让幼年的我惊醒，躲到妈妈的怀里。保定原是个繁盛而安详的小城，清澈的府河从南关流过，双艚的大船顺流而下，直达天津；京汉铁路从西门外伸向北京。这水陆码头，外加悠远的历史，使她成了华北平原上一座文化古城。人口不多，也就8万至15万人的规模。文盲很少：省政府、市政府的公务员，自然认得字，不然连“等因奉此”的公文也无法摆弄；报馆、电台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是文盲；还有三所大专学校，教授、大学生，水平当然远超于文盲；（如今，保定的两所大学仍然是全国著名的学府）至于中学、小学，数量、质量都在河北省的前列；此外还有数目可观的工商业者。无论行商、座商、工业主多多少少得识字、会算账。这些人加在一起占了人口的大多数，文盲只能在旧军人、家庭妇女、仆人、穷人和进城干活的农民中去找。我如此不厌其详地分析当时保定人口的状况，是有感于当下的电视剧，在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保定时，那氛围基本不对。保定不是寂寥的农村，也不是嘈杂的市集，是座文化古城，那幽静古朴的氛围是文化不高的今之俊男靓女不能想象的。在那幽远之中暗含着肃杀、恐怖、愤怒和反抗的地火以及希望，这便是我幼年时的保定。这氛围在幼稚园里都有表现。我3岁多上幼稚园（幼稚园是日语，今之幼儿园是也），至今记得那里的情形。孩子们穿着围嘴，口袋里装一块手绢儿，手拉手，在老师风琴的伴奏下，转着圈各自走向自己的座位。我至今留恋那优雅的风琴声，也记得弹风琴的老师的背影：披肩的长发微微地卷着，天蓝的长袍外穿一件白色的坎肩，她的手指在琴上滑过，便有一串温柔的音符在我的心头流过。我不记得她的面容，但我总觉得应当美丽又恬静。有一天，她没来上课，没有琴声的教室显得阴冷。下课时园长曹老师睁着又红又肿的眼睛对来接我的妈妈说了什么，妈妈呆呆地愣了一会儿，拉起我匆匆回家。晚上睡觉时妈妈对我说，音乐老师让日本人抓走了。她伸出手指警告我，不许告诉别人。我一宿没睡好。第二天上学时，发现所有的家长都来了，都跟曹老师握手、点头，什么也不说。那无言的沉重，让我始终记得曹老师。她如今已在天国，或者同风琴老师在一起度着那无尽的天年。
上小学了，要学日语，这几乎是所有中国学生的不愿与灾难。日语要留作业，再上日语课时要检查，不会就要挨板子。同学们宁愿挨打也不愿学日语。那时谁的日语学得好，谁就被人瞧不起，被称之为“小日本儿”，经常遭人暗算，被偷打一顿的。每逢上日语课前，同学们就在操场上磨掌心以备挨打。你用砖头，他用单杠、双杠，一个个慷慨就义的模样。这是一道悲壮又凄凉的风景线。我那时讨厌日语，“呀衣无艾呕”地没完没了，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明白“啊呢啊多”和“撒要那拉”的区别。听说李登辉先生的日语好，那是因为他是日本人“武男样”，我这样顽固的中国人，没法和他比。人家打算好了，死后也和他的“令尊”大人一样被奉祀在东京的靖国神社。不过我敢说，从日寇铁蹄下生活过来的中国人，没有多少人喜欢他的，他将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是肯定的了。
1944年夏，我和小伙伴们在街上玩。一队日本宪兵牵着大狼狗沿街巡行，一条狗忽然向我扑来，在我的左脚腕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顿时鲜血如注，日本兵笑笑，抓了些糖果扔下，走了。妈妈急忙抱起我跑到小医院急诊。还算好，脚没有被咬断，只留下一个长长的疤，让我至今耿耿于怀，让我再没办法打破100米跑奥运会纪录。这一次的被狗咬给我留下几十年的心理阴影，只要听见狗叫，我就头皮发麻，浑身发紧，按照法律，日本宪兵应当赔偿我身心的损失。当日本投降的消息在古城飞扬的时候，人们笑着、流着兴奋的眼泪，又唱又跳，提灯游行。白天，人们兴奋地传告：中国军队要来了。几天后，一个细雨纷纷的上午，我和同学们踩着烂泥从车站旁迎来穿着灰军装的部队。那高兴今天依旧在心头翻滚。过了许多年我才知道：那光复故乡山河的部队是八路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