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勒
石勒(274—333.8.17)，字世龙，原名，上党郡武乡县(山西榆社县境)人，羯族，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 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石勒这个姓名，是后来汲桑替他取的。他的祖先是匈奴别部羌渠种落的后裔，祖父名叫耶奕于，父亲周曷朱，又名乞翼加，都曾为部落小帅。石勒出生后，经过西晋的短期统一，随即进入八王之乱的混乱年代。
石勒十四岁时，随同邑人到洛阳做小买卖，曾倚上东门长啸，被大官僚王衍看到，王衍对左右说：“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晋书·石勒载记》)。遂派人来抓他，幸而石勒已先离开。石勒“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晋书·石勒载记》)。其父周曷朱性格凶粗，不被部落的人所依附。周曷朱便让石勒代父督摄所部胡人，很得人心。
并州(山西省大部及邻近的河北、内蒙部分地区)一带，魏晋以来，官僚地主们拥有许多佃客。尤其是“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佃客，多者数千”(《晋书·王恂传》)。石勒青年时由于生活贫困，就曾当过邬人郭敬、阳曲宁驱的佃客。郭、宁认为石勒不同于一般人，所以对石勒另眼相待，并且在困难时还能对石勒予以周济。
西晋太安年间，并州发生饥荒，社会动荡不安，胡人佃客乘机散走，石勒就投靠于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要缚卖石勒为奴，宁驱把他藏匿起来，幸而获免。于是石勒潜行，拟转投纳降都尉李川，路上遇到郭敬，泣诉饥寒之苦，郭敬即以货卖所得，供给石勒的衣食。石勒目击当时灾荒严重和掠卖胡人为奴事，因而建议郭敬：“今者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河北中、南部及山东西端与河南北端)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晋书·石勒载记》)。郭敬深以为然，但此事议而未行。
时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已经采用建威将军阎粹之计，令将军郭阳、张隆等，虏捉诸胡，两人共锁于一枷，驱向山东(太行山以东一带)出卖。石勒当时二十多岁，也在被掠卖者之中。幸而郭阳是郭敬的族兄，郭时是郭敬的侄儿，他们受郭敬之托，所以石勒在路上未吃大苦。到山东后，石勒被卖与茌平(山东茌平县)人师欢家为奴。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老百姓时常听到鼓角之声、或者产生鼓角之声的错觉，这是不足为怪的。石勒和诸奴在田野耕作时，就常听到这种声音。石勒还说到在家乡种田时，同样也曾听到这种声音，并说：“吾幼来在家恒闻如是”(《晋书·石勒载记》)。大家即将此告知师欢，师欢也因石勒相貌非凡，就免掉石勒奴仆的身份。
师欢的家邻近于西晋的一个牧马场，师欢与牧帅汲桑常相往来。石勒借机以善于相马为由结识了汲桑，从此开始了收揽人才、积聚力量的工作。起初召集到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后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人，也来投奔，号称十八骑。石勒就以这十八骑为基本力量，向茌平牧场东面的赤龙、骥等马苑中夺得苑马，乘马到远方掠夺丝绸珍宝等物，用以结好于汲桑。
这时，八王之乱已经进行多年。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早已于元康元年(291年)被杀；赵王司马伦于永宁元年(301年)称帝，但于同年被杀；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也相继败死；永兴元年(304年)，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于荡阴大败晋惠帝，逼迁惠帝于邺(河北临漳县西南)。这时，东瀛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举兵攻邺，司马颖战败，挟惠帝南走洛阳，河间王司马颙又派张方逼惠帝与成都王颖西入长安。同年，匈奴刘渊于左国城(山西离石县东北)称汉王，李雄于成都称蜀帝。即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起兵西攻长安，司马颙惧怕不敌，废除司马颖皇太弟的位号。但司马越的军队终于攻入长安，司马颙、司马颖最后都被杀死，司马越掌握了军政大权，拥立了晋怀帝，八王之乱结束。
当成都王司马颖西入长安后，邺城空虚，司马颖的旧将公师藩就于七月起兵，自称将军，于赵、魏地区起兵反晋，众达数万。石勒随即同汲桑一起，投奔公师藩。这时，“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晋书·石勒载记》)，石勒的姓名由此而来，从这里看不出与昭武九姓的石氏有何联系。公师藩连克郡县，杀二千石、长吏等晋官吏。于是，公师藩命石勒为前队督，转而攻打邺城。结果晋范阳壬司马琥遣其将苟晞率部前往救援，与广干太守丁绍合击，公师藩败退。次年八月，公师藩率军由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南渡黄河时，遭苟晞军突袭，被斩。汲桑、石勒逃匿于茌平(今山东茌平西南)的牧苑中。
石勒初次作战就遭到失败，但他并不气馁。他率领苑中牧人，劫出郡县狱中囚徒，并招纳山泽逃亡之人，许多人都来归附，他就带领这支队伍协助汲桑。
永嘉元年(307年)三月，汲桑再次起兵反晋，自称大将军，以石勒为扫虏将军，任前锋，连克郡县。汲桑宣称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讨伐东海王司马越及其弟弟东瀛公司马腾。司马腾这时已进爵为新蔡王，镇守邺城。邺城经过战乱，府库空虚，人民生活痛苦。司马腾自并州东下时，尽携府藏所有，又掠卖胡人，所得资财甚丰，但十分吝啬，不肯济人之急，因此，“人不为用”(《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六》)。五月，汲桑大破晋魏郡太守冯嵩，长驱直入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汲桑与石勒一举攻下邺城，马腾轻骑出逃，为汲桑部将李丰所杀。汲桑军杀万余人，掠妇女珍宝而去。
汲桑等又转兵自延津(今河南汲县东)渡黄河，南攻兖州(治廪丘，今山东郓城西北)。此时，掌握晋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闻讯大惊，急命苟晞及将军王赞迎击。双方在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阳平(今山东莘县)之间相持数月，交战30余次，互有胜负。七月，司马越亲自统兵屯守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声援苟晞。八月，苟晞击败汲桑于东武阳(今山东朝城西)，汲桑退守清渊(今河北馆陶西北)。九月，苟晞继续追击，破汲桑营垒8座，斩万余人。汲桑、石勒率余部准备投奔汉王刘渊，于赤桥(今山东聊城西北)遭晋冀州刺史丁绍截击，再败，汲桑逃向茌平，石勒逃奔乐平(今山西和顺西北)。
这时，胡部大(少数民族的一部之长)张[勹+背]督、冯莫突，拥众数千人，壁于上党(山西襄垣县东)。石勒前往相从，深被亲昵。石勒对张[勹+背]督说：“刘单于举兵诛晋，部大距而不从，岂能独立乎？”张[勹+背]督说：“不能。”石勒说：“如其不能者，兵马当有所属。今部落皆已被单于赏募，往往聚议欲叛部大而归单于矣，宜早为之计”(《晋书·石勒载记》)。张[勹+背]督素无智略，接受了这一建议，于十月随石勒归附汉王刘渊。石勒不但自己招徕人马，而且扩大了刘氏势力，刘渊自然十分高兴，就封张[勹+背]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而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石勒改张[勹+背]督姓名为石会，意思是张[勹+背]督幸而与石勒自己相会合。
十二月，“乞活”(因饥荒而出外求食的队伍称乞活军)田甄、田蔺、薄盛等起兵，汲桑被击杀于乐陵(今山东惠民西北)。
时乌桓族的张伏利度，拥众二千人，壁于乐平，刘渊屡次相招而不来。于是，石勒假装得罪了刘渊，投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悦，和石勒结为兄弟，派勒带兵攻掠，所向无敌，深为诸胡人所畏服。石勒知道自己是众望所归，就借一次聚集的机会，抓住伏利度，并即当众询问：“今起大事，我与伏利度孰堪为主”(《晋书·石勒载记》)？诸胡人皆推石勒。石勒当场释放伏利度，带领这支队伍归于刘渊。刘渊加封石勒为督山东征讨诸军事，将伏利度部众拨与石勒指挥。从此，石勒既获得了张[勹+背]督和张伏利度的部众，又是在汉刘渊政权的统领下，形成一支相当独立的军事力量，和初起时的依附汲桑、公师藩的情况大不相同，而且日益发展和壮大起来。
石勒归附匈奴刘氏的汉王国后，在名义上是接受汉王国的指挥，事实上也得到刘氏指挥下其他部队的声援和配合，从而成为匈奴刘氏的一支方面军，驰骋疆场，既助刘氏灭掉西晋，也逐步为自己建立后赵政权打下基础。
晋永嘉二年( 汉元熙五年，308年)正月，汉王刘渊为扩展疆土，灭亡西晋，分遣其子抚军将军刘聪等10将南攻太行山一带要地，石勒等10将进攻冀州。二月，石勒进攻常山(今河北正定西)，为晋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王浚所击败。五月，刘聪攻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遭晋督护北宫纯反击，失利。七月，刘渊亲率军攻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晋平阳太守宋抽逃走，河东太守路述战死，刘渊遂迁都于蒲子(今山西隰县)，收降鲜卑陆逐延、氐单征部。九月，石勒及王弥攻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晋魏郡太守和郁弃城而逃。晋廷遣车骑将军王堪屯兵东燕(今河南封丘北)阻击石勒；豫州刺史裴宪屯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抵御王弥；平北将军曹武屯大阳(今河南三门峡市北)防范蒲子汉军。
十月，刘渊即帝位，改元永凤。封石勒为平东大将军，持节。十一月，晋上党太守刘惇率鲜卑兵攻壶关(今山西长治北)，击败汉镇东将军綦毋达。石勒、刘灵等率众3万人攻魏郡(治邺城)、汲郡(治今河南汲县)、顿丘(今河南濮阳北)等地，各地坞堡武装50余垒叛晋归汉。石勒即假予这些垒主以将军、都尉的名号，给予印绶，从中选其强壮者5万人为汉军，“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晋书·石勒载记》)。至此，石勒实力骤增。
石勒帮助刘氏沉重打击了西晋，永嘉三年(309年)，刘渊封石勒为安东大将军，开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僚属。于是，进而俘斩了魏郡太守王粹、冀州西部都尉冯冲，并攻杀乞活赦亭、田禋等。
三月，晋左积弩将军朱诞降汉，向汉王刘渊具告晋都洛阳防御孤弱，劝其进攻。刘渊遂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朱诞为前锋都督，率兵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克之；又败晋车骑将军王堪于延津(今河南汲县东)。
刘渊为从北侧掩护太行山以东方面的作战，于四月派石勒攻巨鹿(今河北宁晋县南)、常山(今河北正定西)，旋又对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县)展开攻击，连克郡县坞堡百余个，部众增至10余万。此时石勒将在这一带所罗致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晋书·石勒载记》)。由于吸收汉族地主中的才智之士为其出谋划策，从此，石勒这支军队才真正成为多谋善战的军事力量。
不久，刘渊命征东大将军王弥与楚王刘聪会攻壶关(今山西长治北)，以石勒率7000人为前锋。晋并州刺史刘琨遣部将韩述、黄肃分兵两路阻击，刘聪击败韩述于西涧(今山西长治西)，石勒破黄肃于封田(今山西长治西北)，晋二将皆战死。晋执掌朝政的太傅司马越又遣淮南内史王旷、将军施融、曹超等率军数万人迎击刘聪，王旷不阻水守御而冒入太行山区，与刘聪遭遇，战于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败，施融、曹超战死。刘聪又连克屯留(今山西屯留南)、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斩获1.9万人，晋上党太守庞淳献壶关降汉。刘琨只得命部将张倚继任上党太守，据守襄垣(今山西襄垣北)。刘聪又分兵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不克。汉军在并、冀州接连告捷，为攻打洛阳创造了有利条件。
九月，晋骠骑大将军、幽州刺史王浚遣部将祁弘与鲜卑段务勿尘部合击石勒于飞龙山(今河北元氏西北)，石勒大败，死者万余人，石勒只得退守黎阳(河南浚县东)。十一月，军石勒率部北上进攻信都(今河北冀县)，斩晋冀州刺史王斌。晋骠骑大将军王浚自领冀州刺史。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奉诏联兵反击石勒，石勒撤军阻击。晋魏郡太守刘矩以郡投降，石勒让刘矩为中军左翼。石勒乘势进至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裴宪弃军逃奔淮南，王堪部退保仓垣(今河南开封西北)。石勒因功被授予镇东大将军，封汲郡公，持节，其余如故。石勒辞而不受。
晋永嘉四年( 汉河瑞二年，310年)正月，石勒率军南渡黄河，攻克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汉征东大将军王弥率部3万前来会合，共同进攻晋兖、徐、豫各州。二月，石勒军袭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杀晋兖州刺史袁孚，旋即攻占仓垣(今河南开封西北)，斩晋车骑将军王堪。后又转兵北上再渡黄河，进攻冀州广宗、清河、平原、阳平各郡县，当地民众9万余人归附石勒。
七月，石勒与楚王刘聪、始安王刘曜及安北大将军赵固等部围攻晋河内太守裴整于怀(今河南武陟西南)，欲控制河内地区(今河南沁阳一带)。晋廷命征虏将军宋抽率部北上救援，石勒、王桑率部逆击，宋抽兵败战死，河内民众执裴整投降。
同月，汉王刘渊去世，太子刘和即位。刘聪杀兄长刘和，即帝位。加封石勒为征东大将军、并州刺史、汲郡公，持节、开府、都督、校尉、王等如故，石勒辞而不受。刘聪为实现其父刘渊的遗愿，遂于十月派河内王刘粲、始安王刘曜及征东大将军王弥率军4万人再次进攻晋都洛阳，石勒则率骑2万人与刘粲于大阳(今河南三门峡市北)会合，并大败晋监军裴邈于渑池(今河南洛宁西)。晋军固守洛阳，汉军围攻不下，遂长驱直入洛川，兵分二路：刘粲军出辕辕(今河南登封西北)，攻掠梁、陈、汝、颍地区(今河南中部、北部)，陷垒壁百余；石勒军则出成皋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进围晋陈留太守王瓒于仓垣(今河南开封西北)，石勒为王瓒所败，退守黄河北岸的文石津(今河南滑县西南)。汉再攻洛阳行动遂告结束。
当时，关中部分流民流徙至宛城(今河南南阳)一带就食，九月时，晋廷诏命其归返乡里，流民以关中饥荒，皆不愿归。当地官吏遣兵押送，强行限期出发。流民走投无路，遂在京兆人王如的领导下举行起义，乘夜袭破晋军。随后，严嶷、侯脱等皆集结流民响应，进攻城镇，杀晋官吏。流民军旋即发展到四、五万人，活动于汉、沔及襄阳一带。王如自称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称藩于汉。
十月，晋太傅司马越因洛阳饥困日甚，召各地晋军增援，但未有至者。晋征南将军山简遣部将王万部应召赶赴京城，进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被王如击败。王如趁势纵兵大掠沔、汉地区(今河南西南部)，进逼襄阳(今属湖北)，山简保城自守。严嶷率军攻城，山简军不敌退屯夏口(今武汉武昌)。
不久，石勒率军渡河，直趋南阳(今属河南)。王如、侯脱、严嶷等虽然称藩于汉，但害怕石勒来攻，占据其地，王如就与石勒结为兄弟，并厚礼贿赂石勒。遂遣1万人屯襄城(今属河南)阻击石勒，被石勒击败，皆其所俘。石勒军进屯宛北。时侯脱据守宛城，王如据守穰(今河南邓县)，二人平素不和。王如遂重赂石勒，让石勒去攻侯脱。石勒正拟扩张自己的势力，立即令军士夜中吃饱饭，喂好马，鸡鸣时出发，天亮时直逼宛城。石勒攻克宛，杀侯脱。严嶷率部前来救援，见侯脱已死，因而降于石勒。石勒囚严嶷送于刘聪，尽并尽并侯脱、严嶷之众。
石勒军队由于有了新的增员，军势更盛。于是又转军南攻襄阳，沿汉江而下，占领江西(隋唐以前，习惯上称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为江西)垒壁30余座。旋还军转攻襄城，王如遣其弟王璃率骑兵2.5万伪装前来犒军，想袭击石勒，结果兵败被歼。于是，石勒又再回军到江西。王如军因粮草告尽，于永嘉六年(312年)投降晋扬州刺史王敦，王旋为敦所杀。
石勒第一次转战和屯兵于江汉一带，从永嘉四年十月到五年(301—311年)正月，经过了三、四个月，他“盖欲有雄据江汉之志”(《晋书·石勒载记》)准备据守江、汉。但因军中乏粮，疾疫流行，并且琅邪王司马睿又派兵前来抗击，石勒遂依谋主张宾之策，于五年正月率军北上，渡过沔水。二月，率军攻占新蔡(今属河南)，杀晋新蔡庄王司马确于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又进攻许昌(今河南许昌东)，斩晋平东将军王康。
在永嘉四年十一月时，晋执掌朝政的东海王司马越因洛阳势孤日危，为保存实力，以南攻石勒军为名，企图回到他的封国东海(山东郯城县北)以自全。率晋室重臣及甲士4万人，经过许昌，出屯项城(今河南沈丘)，只留下右卫将军何伦等保护晋怀帝留守洛阳。晋青州刺史苟晞因移文州郡，声讨司马越的罪状。晋怀帝司马炽也痛恨司马越擅领军队离开京城，手诏与苟晞，令其讨伐司马越。永嘉五年(311年)三月，司马越忧惧成疾，死于项城。临死前将后事托于太尉王衍。随后由晋廷朝臣、军队10余万护送司马越灵柩准备还葬于东海(今山东郯城北)。
石勒闻讯后，于四月率轻骑追至苦县(河南鹿邑县东)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石勒用骑兵四面包围晋军，用箭猛射，10余万晋军无统一号令，只顾逃命，未被射死的也因自相践踏而亡，无一幸免。王衍与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西河王司马喜、梁王司马禧、齐王司马超、吏部尚书刘望、豫州刺名刘乔、太傅长史庾顗等被俘。王衍与众人皆怕死，并为自己陈说。王衍这位当时的清谈领袖竟对石勒说他自己本无宦情，不豫世事，并劝石勒称帝，企图免死。石勒大怒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破坏天下，正是君罪”(《晋书·王衍传》)！唯襄阳王司马范神色俨然，意气自若，呵斥众人说：“今日之事，何复纷纭”(《晋书·石勒载记》)！石勒甚以为奇，于是将诸王杀于外，死者甚众。石勒“重王衍清辨，奇范神气，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墙填杀之”(《晋书·石勒载记》)。王衍临死前才懊悔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王衍传》)。石勒同时斥责司马越是扰乱天下者，劈其棺而焚其尸。
留守洛阳的左卫何伦、右卫李恽闻知司马越病死，即奉裴妃、司马越子司马毗东撤。何伦等人及护卫军行至洧仓(今河南鄢陵西北)与石勒遭遇，石勒大败晋军，除裴妃、何伦几人逃脱外，司马毗及宗室48王全部被石勒俘杀。
宁平城之战，石勒及时抓住战机，轻骑奔袭，终将晋室仅剩的核心力量基本歼灭。司马越、王衍这些贵族官僚本想保全自己，结果不但不能如愿，反而自取速亡，并且使洛阳守卫更加空虚，促使西晋更快地灭亡。所以，司马越、王衍这些人确是罪有应得。而石勒的消灭东海王越这股势力，为后来合力攻破洛阳灭亡西晋创造了条件，也是他收拾人心扩大影响之举。
消灭司马越的力量后，石勒率领精骑三万，由城皋关而入，与匈奴汉帝刘聪所派遣的刘曜、王弥等会师，共攻洛阳。六月，洛阳陷落，晋怀帝被俘至平阳，石勒仍率部返回许昌(今河南许昌东)一带。刘聪封石勒为征东大将军，石勒固辞不受。此时，石勒得悉晋臣苟晞已在蒙城(今河南商丘市东北)拥戴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置行台，并任己为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时，即于九月发兵进攻，攻占阳夏(今河南太康)，擒晋陈留太守王赞；又转袭蒙城，苟晞及豫章王司马端战败被俘，石勒以苟晞为左司马。此后，中原一带基本上已为汉军所占。刘聪授石勒为征东大将军、幽州牧，石勒固辞不受。
石勒军和王弥军是占据中原汉军中二支最强的队伍。王弥是东莱(山东掖县)人，晋惠帝末年，随刘伯根起兵反晋，伯根败死后即自领一军，屡败晋军，后归附于刘曜，与刘曜、石勒等再次进攻洛阳。至攻破洛阳这一战，弥军先登，受汉帝刘聪封为大将军、齐公。在群雄角逐时，互有相图之心。
九月，王弥谋士刘暾劝弥与其占据青州(治今山东淄博东北)的部将安东将军曹嶷联兵共同消灭石勒。王弥遂遣刘暾召曹嶷引兵来会；同时假装又邀请石勒同会青州。但刘暾中途被石勒抓获处死，王弥图谋败露而不知。适逢弥将徐邈、高梁引所部兵离去，弥兵渐衰。及石勒活捉苟晞后，王弥写信给石勒，故意说：“公获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石勒看出这是骄兵之计，即对张宾说：“王弥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张宾劝石勒乘机诱而取之，说：“观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乐，明公独无并州之思乎？王公迟回未发者，惧明公踵其后，已有规明公之志，但未获便尔。今不图之，恐曹嶷复至，共为羽翼，后虽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军势稍弱，观其控御之怀犹盛，可诱而灭之”(《晋书·石勒载记》)。石勒从其计。
时王弥军与晋镇守寿春(今安徽寿县)的将军刘瑞相持，形势危急，而石勒兵攻蓬关“乞活”陈午不下。王弥请求石勒增援，石勒未许，张宾说：“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陈午小竖，何能为寇？王弥人杰，将为我害”(《晋书·石勒载记》)。石勒遂从张宾之言，亲率军往援，击败晋军，斩刘瑞。“弥大悦，谓勒深心推奉，无复疑也”(《晋书·石勒载记》)。
十月，李头对石勒说：“公天生神武，当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属明公，望济于涂炭。有与公争天下者，公不早图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乡党，终当奉戴，何遽见逼乎”(《晋书·石勒载记》)！石勒遂请王弥赴宴于已吾(今河南睢县东南)，王弥不顾部属劝阻，贸然前往。席间，石勒发伏兵杀王弥，后又兼并其部众。转而表奏汉帝刘聪，称王弥系因叛逆被杀。刘聪遣使斥责石勒擅杀大将，目无君王，但因知石勒兵盛，只得又加封其为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以安抚其心。这样，石勒就除掉了他逐鹿中原时的一大对手。
苟晞等虽降于石勒，但石勒恐其叛走，即以谋叛罪名把他杀死，实即更彻底的消灭异己的力量。自杀王弥后，在名义上石勒仍为汉刘氏之臣，实际上他已在独立行动了。
石勒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消灭西晋在中原最后的一支力量苟晞部，旋又铲除汉军在中原地区的主要对手王弥部，遂乘胜南下，于十月率兵攻掠晋豫州(治今河南淮阳)诸郡，兵临长江而还，屯于葛陂(今河南新蔡西北)，威震江南。到次年二月，方自葛陂北还。
石勒再次向南方活动于江淮一带，屯兵于葛陂四个月左右。在葛陂曾经修缮室宇营垒，劝课农耕，向临时任命的地方官征收“义谷”，以供士卒粮饷，并且制造舟船，准备进攻建业。于此足见其雄心。但为什么跟上次一样，还是回军北上呢？仔细研读刘琨《与石勒书》，可以窥见其中消息。
当初石勒被掠卖于茌平时，与母亲失散。并州刺史刘琨知道石勒母亲及侄儿石虎的下落时，派部下张儒护送他们前来，并写信给石勒说：“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谕。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尔云合，忽复星散，将军岂知其然哉？存亡决在得主，成败要在所附；得主则为义兵，附逆则为贼众。义兵虽败，而功业必成；贼众虽克，而终归殄灭。昔赤眉、黄巾横逆宇宙，所以一旦败亡者，正以兵出无名，聚而为乱。将军以天挺之质，威振宇内，择有德而推崇，随时望而归之，勋义堂堂，长享遐贵。背聪则祸除，向主则福至。采纳往诲，翻然改图，天下不足定，蚁寇不足扫。今相授侍中、持节、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总内外之任，兼华戎之号，显封大郡，以表殊能，将军其受之，副远近之望也。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今之迟想，盖以天下大乱，当须雄才。遥闻将军攻城野战，合于机神，虽不视兵书，暗与孙吴同契，所谓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骑五千，以将军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实事，皆张儒所具”(《晋书·石勒载记》)。
信的结尾，劝勒降晋，石勒没有答应，并且回信拒绝，这是意料中事，姑且不谈。而刘琨信中谈到石勒“饮马江淮，折冲汉沔”，即两次向南方进军，一次是在汉沔与王如交关的事，另一即这次即屯军葛陂的事，一般注意到葛陂屯军而忽略了前者。再则信中一再强调了石勒没有固定的立足点，虽然百战百胜而飘忽不定，未能掌握到必要的土地和人民，也就是没有立国之本，并且要石勒考虑这个重要问题。这对石勒的启发很大。要树立王霸之业，就必须拥有必要的土地与人民这样的据点，这样的据点应在何处才合适，这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必须选得其地。上次屯兵江西和这次屯兵葛陂，显然表明石勒要以汉沔或江淮之间为据点的。可是，这是否合适呢？应由事实来作回答。首先，江淮或江汉间的气候水土，北方士兵不能适应，霖雨和时疫流行，造成大批士兵的饥饿和死亡，石勒屯兵这里两次，就两次遇到这种情况。其次，南方习于水战，北兵非所敌，如自葛陂退兵时，石虎想夺取东晋粮船而大败，即是一证。再则江汉、江淮间是东晋对北方的门户或屏障，要保住江南政权，就必定以死力来保住这些地方，石勒两次南来，琅邪王司马睿就两次结集大军进行抗击。事实证明，以江淮或江汉为据点是不行的，必须重新考虑。刘琨《与石勒书》著重提出立足点的问题，这对石勒的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有很重要的关系。
从当时具体形势来看，江汉、江淮均不可作为据点，据点非北方不可。从北方形势来看，关中、河东各有其主，则唯有选择河北为当。这样重大的决策，在石勒集团中经过大争论，最后才由石勒本人作出决定，这是关系到石勒集团成败的关键，大争论必不可免，而且是集思广益之方。
争论发生在永嘉六年(312年)二月。时石勒屯军葛坡(今河南新蔡县西北)，构筑垒壁，课农造船，准备南攻建业(今南京)。镇守建业的晋琅玡王司马睿会集江南兵力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镇东长史纪瞻任扬威将军，都督诸军以防御石勒。时江淮地区连降大雨，汉军饥疫，死者大半，东晋又派扬威将军纪瞻督率大军集于寿春(安徽寿县)，军情紧急。
石勒遂召集部属商议对策，右长史刁膺主张投降，并求扫平河朔以赎罪，等东晋退兵后再图他计。石勒听后，愀然长啸。中坚将军夔安建议先移营高地以避水，石勒说：“将军何其怯乎”(《晋书·石勒载记》)！孔苌、支雄等三十余将官建议：“及吴军未集，苌等请各将三百步卒，乘船三十余道，夜登其城，斩吴将头，得其城，食其仓米。今年要当破丹阳，定江南，尽生缚取司马家儿辈。”石勒笑著说：“是勇将之计也”(《晋书·石勒载记》)。还各赐铠马一匹，以示嘉奖。最后石勒对张宾说：“于君计何如？”张宾说：“将军攻陷帝都，囚执天子，杀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将军之发不足以数将军之罪，奈何复还相臣奉乎！去年诛王弥之后，不宜于此营建。天降霖雨方数百里中，示将军不应留也。邺有三台(即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晋之保寿春，惧将军之往击尔，今卒闻回军，必欣于敌去，未遑奇兵掎击也。辎重迳从北道，大军向寿春，辎重既过，大军徐回，何惧进退无地乎”(《晋书·石勒载记》)！石勒经过两次向南进军的实际经验教训，也认识到据点必须选在北方，而刘琨的启发，张宾的划策，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故石勒决策回军北上，在河北一带建立据点，这是其霸业的重大转捩。
石勒责备刁膺说：“君共相辅佐，当规成功业，如何便相劝降！此计应斩。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晋书·石勒载记》)。于是将刁膺降为将军，升张宾为右长史，加中垒将军，号曰“右侯”。
石勒于是按张宾之计，当主力北上时使其侄石虎率骑兵2000趋向寿春。石虎部途中遇晋运船，汉军将士争相上船夺抢货物，被晋纪瞻军击败。纪瞻追击百里，前锋接近石勒主力。见石勒军列阵以待，纪瞻不敢贸然进攻，退还寿阳。
在北上途中，由于当时民族矛盾尖锐，石勒军队过处，都是坚壁清野，所以军士粮饷十分困难。七月，走到汲郡(河南汲县西南)，闻汲郡向冰数千人，壁于枋头。石勒将要率军从棘津北渡，怕向冰乘机来攻，便问计于诸将。张宾进说：“如闻冰船尽在渎中，未上枋内，可简壮勇者千人，诡道潜渡，袭取其船，以济大军。大军既济，冰必可擒也”(《晋书·石勒载记》)。石勒从其计，设伏兵大败向冰，夺取大批军资粮饷，军势得以复振。
于是石勒长驱至邺，攻北中郎将刘演于三台。刘演部将临深、牟穆等率众数万人降于勒。但邺城守卫犹固，一时难于攻下，而徒耗兵力，张宾又建议说：“刘演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则能自溃。王彭祖、刘越石大敌也，宜及其未有备，密规进据罕城，广运粮储，西禀平阳，扫定并蓟，桓文之业可以济也。且今天下鼎沸，战争方始，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晋书·石勒载记》)。石勒从其计，进据襄国，以为据点。张宾又说：“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资储未广，送死于我。闻广平诸县秋稼大成，可分遣诸将收掠野谷。遣使平阳，陈宜镇此之意”(《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又从计，命诸将攻掠附近冀州郡县壁垒，征集粮食物资送于襄国。并上表于汉帝刘聪，刘聪得报后加封石勒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上党郡公。从此，石勒称雄襄国，改变以往流动作战方式，开始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为统一北方、建立后赵政权奠定了基石。
石勒据有襄国，就和晋大司马幽州(治蓟，今北京城西南)刺史王浚发生正面冲突，时广平(今河北鸡泽东南)人张豺、游纶拥众数万，占据苑乡(今河北邢台东北)，受命于晋幽州刺史王浚。十二月，石勒遣夔安、支雄等7将进攻苑乡，破其外垒。王浚急遣督护王昌率诸军与辽西鲜卑段疾陆眷及段匹磾、段文鸯、段末杯等共5万人进攻襄国。时护城河尚未修，只得筑隔城重栅。鲜卑段氏军进屯渚阳(今邢台市东北)，段氏素以勇悍闻名，石勒遣将与之交战，皆败。段疾陆眷遂大造战具，准备攻城，石勒部众甚惧。石勒对部下说：“今寇来转逼，彼众我寡，恐攻围不解，外救不至，内粮罄绝，纵孙吴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将简练将士，大阵于野以决之，何如？”诸将皆说：“宜固守以疲寇，彼师老自退，追而击之，蔑不克矣。”石勒又问张宾和孔苌：“君以为何如。”张宾和孔苌都不同意固守疲敌，待其退而击的策略，便说：“闻就六眷克来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众远来，战守连日，以我军势寡弱，谓不敢出战，意必懈怠。今段氏种众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复出战，示之以弱。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余道，候贼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柸帐，敌必震惶，计不及设，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众既奔，余自摧散。擒末柸之后，彭祖可指辰而定”(《晋书·石勒载记》)。石勒笑纳其计，以苌为攻战都督，于北城开突门(即暗门)20余道，在鲜卑军攻城时，待其队伍松懈，即命孔苌率精锐自突门出击，猛袭王浚军悍将段末枉部，不克而退。末枉追至垒门，为石勒伏兵所俘。王浚军见悍将被俘，纷纷败退，孔苌乘胜追击，鲜卑横尸30余里，获铠马5000匹。段疾陆眷收集余众，退屯渚阳。石勒欲主动放还段末坯，诸将有反对者，石勒说：“辽西鲜卑，健国也，与我素无怨仇，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结怨一国，非计也。放之必悦，不复为王浚用矣”(《晋书·石勒载记》)。石勒遂放还段末坯，并赠送厚礼重金，与段氏于渚阳结盟，段氏遂收兵撤还辽西，段氏从此倾向于石勒。王昌亦返回蓟(今北京城西南)，游纶、张豺投降石勒。石勒转攻信都(冀州治所，今河北冀县)，杀晋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势力从此衰落。
晋建兴元年( 汉嘉平三年，313年)四月，石勒命石虎率部进攻邺城，晋邺城守军溃败，晋魏郡太守刘演逃奔廪丘(兖州治所，今山东郓城西北)，将军谢胥、田青、郎牧等率邺城西北三台流民皆归降石勒。北方重镇邺城遂为汉所有。石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镇守于邺，不久，改用石虎代替了桃豹。
同时，石勒则进攻晋青州刺史李恽于上白(今河北丘县东北)，杀李恽，并要坑其降卒。石勒突然从中发现了曾经救济过他的郭敬，石勒说：“今日相遇，岂非天邪”(《晋书·石勒载记》)！于是赐郭敬衣服车马，任上将军，将要坑杀之人全部配给郭敬。后晋幽州刺史、领尚书令的王浚命薄盛继任青州刺史。五月，石勒遣部将孔苌进击定陵(今河南舞阳东北)，杀晋兖州刺史田徽。薄盛畏惧汉军，遂率部投降石勒。从此，山东郡县相继为石勒所占。刘聪加封石勒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其余如故，封石勒母亲为上党国太夫人，妻为上党国夫人。
石勒攻下邺城后，想派一得力人选进行治理，便问张宾：“邺，魏之旧都，吾将营建。既风俗殷杂，须贤望以绥之，谁可任也？”张宾说：“晋故东莱太守南阳赵彭忠亮笃敏，有佐时良干，将军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规”(《晋书·石勒载记》)。石勒于是召赵彭为魏郡太守，赵彭到后，哭著推辞道：“臣往策名晋室，食其禄矣。犬马恋主，切不敢忘。诚知晋之宗庙鞠为茂草，亦犹洪川东逝，往而不还。明公应符受命，可谓攀龙之会。但受人之荣，复事二姓，臣志所不为，恐亦明公之所不许。若赐臣余年、全臣一介之愿者，明公大造之惠也。”石勒听后默然，张宾说：“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至如此贤，以将军为高祖，自拟为四公，所谓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将军不世之高，何必吏之。”石勒大悦道：“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晋书·石勒载记》)。于是赐其安车驷马，养以卿禄，让其子赵明为参军。以石虎为魏郡太守，石虎“篡夺之萌兆于此矣”(《晋书·石勒载记》)。
时王浚署置百官，奢纵淫虐，石勒素有吞并之心，想先派人观察一番。有人说：“宜如羊祜与陆抗书相闻”(《晋书·石勒载记》)。张宾当时患病，石勒便亲自前往，问其计。张宾说：“王浚假三部之力，称制南面，虽曰晋籓，实怀僭逆之志，必思协英雄，图济事业。将军威声震于海内，去就为存亡，所在为轻重，浚之欲将军，犹楚之招韩信也。今权谲遣使，无诚款之形，脱生猜疑，图之兆露，后虽奇略，无所设也。夫立大事者必先为之卑，当称籓推奉，尚恐未信，羊、陆之事，臣未见其可”(《晋书·石勒载记》)。石勒从其计。
十一月，利用王浚割据自立之心，派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向王浚献厚礼，表示拥戴其称帝，说：“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晋纲弛御，海内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共相帅合，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远播吴会，中原无主，苍生无系。伏惟明公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勒所以捐躯命、兴义兵诛暴乱者，正为明公驱除尔。伏愿殿下应天顺时，践登皇阼。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当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晋书·石勒载记》)。并厚赂王浚之婿枣嵩。
王浚见信后，对石勒此举表示怀疑，便说：“石公一时英武，据赵旧都，成鼎峙之势，何为称籓于孤，其可信乎？”王子春道：“石将军英才俊拔，士马雄盛，实如圣旨。仰惟明公州乡贵望，累叶重光，出镇籓岳，威声播于八表，固以胡越钦风，戎夷歌德，岂唯区区小府而敢不敛衽神阙者乎！昔陈婴岂其鄙王而不王，韩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争故也。石将军之拟明公，犹阴精之比太阳，江河之比洪海尔。项籍、子阳覆车不远，是石将军之明鉴，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愿公勿疑”(《晋书·石勒载记》)。王浚闻后大悦，并封王子春等为列侯，并回报石勒。
时王浚所属之范阳(今河北定兴西南)守将游统，私下遣使附于石勒，石勒杀其使者送于王浚，以示诚意，王浚对石勒更无怀疑。
晋建兴二年( 汉嘉平四年，314年)正月，晋廷以王浚为大司马、都督幽、冀州诸军事，刘琨为大将军、都督并州(治今太原西南)诸军事，并遣使者至襄国。石勒为麻痹王浚，隐匿精甲劲卒，示以虚弱，倍加厚待来使。甚至还“北面拜使而受浚书。浚遗勒麈尾，勒伪不敢执，悬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见王公，见王公所赐如见公也。(《晋书·石勒载记》)’”并还书王浚，伪称将于三月中旬亲赴幽州劝进；同时还致书于枣嵩，为其请授并州牧、广平公，以显其忠。
石勒准备进攻王浚，便问王子春，王子春说：“幽州自去岁大水，人不粒食，浚积粟百万，不能赡恤，刑政苛酷，赋役殷烦，贼宪贤良，诛斥谏士，下不堪命，流叛略尽。鲜卑、乌丸离贰于外，枣嵩、田峤贪暴于内，人情沮扰，甲士羸弊。而浚犹置立台阁，布列百官，自言汉高、魏武不足并也。又幽州谣怪特甚，闻者莫不为之寒心，浚意气自若，曾无惧容，此亡期之至也。”石勒抚几而笑道：“王彭祖真可擒也”(《晋书·石勒载记》)。
王浚使者回报，说石勒兵力薄弱，无有二心。石勒一系列的精心布置终于使王浚放弃了警惕，于是更加骄怠，不复戒备。
二月，石勒遂领兵日夜兼程进袭幽州。军至柏人(今河北隆尧西)时，怕刘琨及鲜卑、乌丸举兵相攻，驻兵未行。张宾说：“夫袭敌国，当出其不意。军严经日不行，岂顾有三方之虑乎？”石勒说：“然，为之奈何？”张宾说：“彭祖之据幽州，唯仗三部，今皆离叛，还为寇仇，此则外无声援以抗我也。幽州饥俭，人皆蔬食，众叛亲离，甲旅寡弱，此则内无强兵以御我也。若大军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将军便能悬军千里以征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动，势足旋趾。宜应机电发，勿后时也。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籓，其实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灭，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石勒说：“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复何疑哉”(《晋书·石勒载记》)！于是派使者送信与刘琨，刘琨果然不但不助王浚，且给予石勒以进军的便利。
石勒稳住刘琨，解除了后顾之忧。三月，石勒军至易水(今河北雄县西北)，王浚仍毫无戒备。当时王浚督护孙纬派人告诉王浚，说石勒已然发兵，自己将率军与其相战，王浚将佐咸也请求攻击石勒。王浚此时仍不信石勒是前来攻打自己，竟大怒道：“石公来，正欲奉戴我也，敢言击者斩”(《晋书·石勒载记》)！还设洒宴准备款待石勒。
石勒军于清晨迅速到达蓟城，并叫开城门。石勒恐有伏兵，先趋牛羊数千头入城，塞住街巷，声言献礼，使幽州兵不能出战。王浚此时方有些惧怕，坐立不安。石勒旋即率众入城，杀幽州兵万余人，俘王浚。石勒让徐光斥责王浚道：“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据幽都骁悍之国，跨全燕突骑之乡，手握强兵，坐观京师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专任奸暴，杀害忠良，肆情恣欲，毒遍燕壤。自贻于此，非为天也”(《晋书·石勒载记》)。将其押送襄国斩首，以晋尚书刘翰为宁朔将军、行幽州刺史，戍蓟，置守宰，烧浚宫殿而还。
王浚既灭，石勒在北方的对手只有刘琨了。刘琨为晋大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自东瀛公司马腾离开并州后即由刘琨继任刺史，他虽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但力量有限，曾几次求援于鲜卑拓拔猗卢。
晋建兴四年(汉建元二年，316年)十一月，刘曜攻克长安，晋愍帝出城投降。至此，西晋灭亡，刘琨更加孤立。石勒为了占据并州，抓住时机，率兵西越太行山，于十一月围攻乐平太守韩据镇守的沾城(今山西和顺西北)，韩据向刘琨求援。刘琨起用新得鲜卑拓跋部之兵攻石勒，命部将箕澹率步骑2万为前锋，自统大军进占广牧(今山西寿阳西北)做后援。石勒转兵迎击，有人劝道：“澹兵马精盛，其锋不可发，宜深沟高垒以挫其锐，攻守势异，必获万全。”石勒说：“澹大众远来，体疲力竭，犬羊乌合，号令不齐，可一战而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军一动，岂易中还！若澹乘我之退，顾乃无暇，焉得深沟高垒乎！此为不战而自灭亡之道”(《晋书·石勒载记》)。石勒立斩谏者，以孔苌为前锋都督，占据险要地势，在山上布置疑兵，前沿暗设二道伏兵，然后派出轻骑接战，佯装败退，引诱箕澹等进入伏击圈，石勒即挥军前后夹击，大败晋军，缴获铠马万计。箕澹仅带千余骑兵逃奔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韩据闻刘琨兵败，也弃城逃走。十二月，晋并州守军投降，刘琨逃奔蓟(幽州治所，今北京城西南)，投靠段氏鲜卑首领、晋幽州刺史段匹磾。后为段匹磾所杀。
次年，琅邪王司马睿称晋王于建康，改元建武元年(317年)。翌年，即大兴元年(318年)，司马睿称帝。汉主刘聪也于同年七月病死，临死前，召石勒至平阳受遗诏辅政，并任命石勒为大将军录尚书事，石勒固辞不去。
石勒在攻取襄国为据点后，除上述军事上的经营外，在经济和文化教育上也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如在占有邺城的这年，开始正式征收租赋；又立太学，简选明于经术、善于书史的人担任文学掾，选出将佐的子弟三百人，给予教育。及至消灭王浚后，幽冀一带渐趋安定，就令州郡阅实户口，按户每户征收赀二匹，租二斛。所规定的这个征收数字，可能比西晋还轻些。这些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措施，表明石勒已在作建立政权的具体准备。汉主刘聪的大臣在上表中就对刘聪说：“石勒谋据赵魏”；石勒派石越到并州招纳从平阳流散出来的流民二十余万人，刘聪遣使责让石勒，而“勒不受命”(《资治通鉴·卷第八九》)。这都可说明石勒正在摆脱匈奴刘氏，自建政权。到刘聪死后，这个发展趋势就变成了现实。
汉汉昌元年(318年)七月，刘聪死，子刘粲继立为汉帝，八月，大将军靳准杀汉主刘粲，自号大将军、汉天王、置百官，并遣使称藩于东晋。镇守长安的汉相国刘曜闻讯，即于当月发兵讨逆。石勒也率5万精锐往讨，进据襄陵(今山西临汾东南)北原。靳准几次派兵挑战，石勒坚壁不出，等待同刘曜会师。
十月，刘曜即皇帝位于赤壁(今山西河津西北)，改元光初，以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前后共十三郡，进爵赵公。石勒进攻平阳小城，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6000投降，巴及羌、羯等部10余万落也相继投降，石勒迁降者于自辖郡县。不久，刘曜派征北将军刘雅、镇北将军刘策统兵与石勒一起讨伐靳准。靳准派侍中卜泰至石勒处请和，石勒与刘曜都有招怀之计，石勒便将卜泰打入囚车，送与刘曜，使城内无归刘曜之意，以挫其军势。而刘曜却暗中与卜泰结盟，令卜泰入城招降诸将。石勒怀疑卜泰与刘曜有谋，想杀卜泰使城中速降，但诸将都说：“今斩卜泰，准必不复降，就令泰宣汉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诛靳准，准必惧而速降矣”(《晋书·石勒载记》)。石勒考虑很久才同意。
十二月，卜泰入平阳(今山西临汾)，与靳准部将乔泰、马忠等杀靳准，推靳明为盟主，卜泰奉传国的六颗玉玺降汉，靳准之乱始平定。石勒闻后大怒，派令史羊升至平阳，责备靳明不该杀靳准。靳明怒，杀羊升。石勒更加愤怒，率军攻靳明，大败之，沈尸二里。靳明坚守不出战。不久，石虎率幽、冀大军而至，与石勒共击平阳。靳明率平阳之众逃至刘曜处。石勒毁平阳宫殿，将浑仪、乐器等迁于襄国。
晋大兴二年(汉光初二年，319年)，刘曜摄于石勒的势力，派郭汜等持节署石勒为太宰，领大将军，进爵赵王，增封七郡，前后共二十郡，出入警跸，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如曹操辅汉故事，夫人为王后，世子为王太子。可谓荣耀之极。
石勒舍人曹平乐因使留仕于刘曜，对刘曜说：“大司马遣王修等来，外表至虔，内觇大驾强弱，谋待修之返，将轻袭乘舆”(《晋书·石勒载记》)。时刘曜势力不及石勒，便信其言，将石勒的左长史王修杀死，并停止太宰的封授大礼。
石勒闻王修被杀，大怒，诛曹平乐三族，追赠王修为太常。后又闻停止太宰的封授大礼，更加愤怒，下令说：“孤兄弟之奉刘家，人臣之道过矣，若微孤兄弟，岂能南面称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图。天不助恶，使假手靳准。孤惟事君之体当资舜求瞽瞍之义，故复推崇令主，齐好如初，何图长恶不悛，杀奉诚之使。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邪”(《晋书·石勒载记》)！
于是石勒积极准备称王。他设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修建正阳门，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所小学于襄国四门，简选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为学生而教之，并兼为击柝的卫士，还设置挈壶署，铸造丰货钱。不久，石勒下令指出，在大乱之后，律令烦琐，应采集其中的必要者，作为施行条制。即令法曹令史贯志，制订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这儿设置了为帝王服务的医疗、工巧制作机构，增置学校和选拔卫士，铸造货币，制定律令等等，都是为正式成立后赵政权作好准备的。
时河西鲜卑日六延部反叛石勒，五月，石勒派石虎率兵征讨，在朔方(今内蒙古抗锦旗北)大败日六延部，斩首2万级，俘虏3万多人，缴获牛马10余万。
石虎、张敬、张宾等人见时机已成熟，便一起请石勒正式称帝，开始石勒还假装推让，下书说：“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宠，夙夜战惶，如临深薄，岂可假尊窃号，取讥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犹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国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议，勿复纷纭。自今敢言，刑兹无赦”(《晋书·石勒载记》)！
十一月，石虎、张敬、张宾、支屈六、程遐等文武一百二十九人联名上疏，请石勒称尊号，书曰：“臣等闻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迟，五伯迭兴，静难济时，绩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纵圣哲，诞应符运，鞭挞宇宙，弼成皇业，普天率土，莫不来苏，嘉瑞征祥，日月相继，物望去刘氏、威怀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静，星辰不孛，夏海重译，天人系仰，诚应升御中坛，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润。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魏、汲、顿丘、平原、清河、钜鹿、常山、中山、长乐、乐平十一郡，并前赵国、广平、阳平、章武、渤海、河间、上党、定襄、范阳、渔阳、武邑、燕国、乐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户二十九万为赵国。封内依旧改为内史，准《禹贡》、魏武复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达龙门，东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单于镇抚百蛮。罢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监之。伏愿钦若昊天，垂副群望也”(《晋书·石勒载记》)。
石勒接受了这个建议，即位称赵王，改元称赵王元年，即以襄国为都城。由于汉主刘曜此前已经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故称石勒所建为后赵。
石勒既称赵王后，继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权建设，举其要者如下：
一、均百姓田租之半；孝悌力田及死义之孤赐帛有差。孤老鳏寡者赐谷每人三石。
二、建立社稷、宗庙、营建东西官署。
三、派使者巡行州郡，劝课农桑。
四、设官分职，各司其事：
经学祭酒：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
律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
史学祭酒：任播、崔浚。
门臣祭酒：中垒支雄、游击王阳，专明胡人辞讼。
门生主书：张离、张良、刘群、刘谟，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
五、大执法：张宾，专总朝政，位冠寮首。
单于元辅：石虎，都督禁卫诸军事。
司兵勋：前将军李寒，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
六、编撰工作：
《上党国记》：由记室佐明秸、程机撰。
《大将军起居注》：由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
《大单于志》：由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
七、封赏功臣，死事之子赏加一等。
八、厘定习俗：禁国人不准报嫂(即兄死不得以嫂为妻)。
禁止在丧婚娶。
其烧葬令如本俗。
以上诸项，均在赵王元年。至后赵二年(320年)，还继续进行了若干措施。关于礼乐方面，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又造金根车、大辂、黄屋、左纛等，天子的车旗礼乐，至此具备。又徙朝臣掾属以上士族三百户于襄国的崇仁里，设置公族大夫来统领他们。还制定宫殿诸门的出入制度。特别注重选举，先是清定五品，以张宾管领选举事宜，又继续定为九品。以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协助张宾负责选举工作。命令群寮和州郡每年各举秀才、孝廉以至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确定士族品级，选举贤才，吸收汉族地主阶级分子参与政权，这对巩固后赵的统治是有利的。
在后赵王国刚刚成立时，重点进行政权建设，采取若干措施、确立一些制度是必要的。不过，处于各个王国对峙时，军事行动还是频繁和时常出现的。石勒在建立后赵后，依然不断地进行军事活动，以期统一北方。
在石勒称赵王的二年(东晋大兴三年、公元320年)，东晋镇西将军豫州刺史祖逖，渡江北伐后取得不小的成就。早在东晋建武元年(317年)，祖逖就受命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渡江北进。祖逖善于抚纳，与士卒同甘苦，劝课农桑，招徕新附，有的坞堡曾经归降石勒，有任子在赵的，祖逖允许其两属，用以窥探石勒军情，因而多所克获，“黄河以南，尽为晋土”(《晋书·祖逖传》)，练兵积谷，为进取河北之计。石勒看到对祖逖难以取胜，就改变方式，以祖逖本北方士族，祖坟在幽州，就下令幽州修好祖氏茔墓，置守冢者两家。写信与祖逖要求互通使者，进行互市。祖逖的牙门将叛归石勒，勒斩其首送还祖逖，并告知祖逖：“天下之恶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恶也”(《晋书·石勒载记》)。石勒采用这样的策略，来缓和祖逖的进攻，颇有成效。祖逖于是也不接纳后赵叛将，禁止边界上的抄略，因而东晋与后赵的“边境之间，稍得休息”(《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一》)。但到明年，祖逖死后，石勒又攻取了河南大片土地。
后赵三年(东晋太兴四年，321年)三月，石勒为扩张势力范围，派石虎统兵向驻守厌次(今山东阳信东南)的晋幽州刺史段匹磾发动进攻，以其部将孔苌领兵攻取幽州所属诸城。石虎军包围厌次。段匹磾部勇将段文鸯率壮士数十骑出战，杀后赵兵甚众，后段文鸯被俘。段匹磾被迫投降，被石虎拜为冠军将军。至此，后赵占据了幽(今河北北部至辽宁南部一带)、冀(今河北中部冀县、南宫、枣强一带)、并(今山西北部至东南部一带)三地。
在同年二月时，原投降后赵的晋将徐龛在泰山又率众降晋。次年二月，石勒派石虎统精兵4万进击徐龛，徐龛坚守不战。石虎命士卒筑起长围困之；七月，石虎军攻下泰山，俘杀徐龛，并坑降卒3000人。东晋兖州刺史郗鉴，被石虎所逼，只得退至合肥。此后，徐、兖二州间多附于后赵。
后赵五年(323年)八月，石虎率兵进攻青州(治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曹嶷。曹嶷原为汉将，东晋建武元年(317年)降于东晋。次年，又因离东晋建康悬远，难于救援，故称藩于石勒。勒授其为青州牧。此时，石勒正积极拓展疆域，巩固后方，以便及早将兵锋西向，消灭前赵。所石勒派石虎统步骑兵4万围攻广固，东莱(今山东掖县)太守刘巴、长广(今山东青岛北)太守吕披均率部投降。石勒又派左军将军石挺与石虎合围广固。在后赵军围攻下，曹嶷只得投降，后被杀于襄国。石虎坑杀其部众3万人，还要将曹嶷部众全部杀死，其青州刺史刘征说：“今留征，使牧人也；无人焉牧，征将归矣”(《晋书·石勒载记》)。石虎这才将这些人放了，青州诸郡县也均被后赵攻破。
后赵六年(东晋大宁二年，324年)，石勒派将兵都尉石瞻，攻取东晋的下邳(江苏睢宁县西北)、彭城(江苏徐州市)、东莞(山东沂水县)、东海(山东郯城县北)等郡。又派司州刺史石生，攻杀前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河南新安县)，破垒壁十余所，掠五千户而还。从此，“二赵构隙，日相攻掠，河东、弘农之间，民不聊生矣”(《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三》)。
后赵七年( 前赵光初八年，325年)五月，后赵将军石生自占据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后，攻略河南。晋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数败，又乏粮，遂派使者请降于前赵，以求派兵增援。刘曜派中山王刘岳统兵1.5万人向孟津(即富平津，今河南孟县东南)进发，镇东将军呼延谟率原为荆司州之众(当时荆州仍属晋，司州之地多入后赵，刘曜曾迁徙二州部分民众到关中)从崤、渑(洛阳西南之地)东进，企图同李矩、郭默汇合进攻石生。刘岳军克孟津、石梁(洛阳东北)二城，俘斩后赵军5000余人，将后赵军围在金墉(今洛阳东北)。
石勒闻讯后，即派中山公石虎统步骑兵4万经成皋关进援，同刘岳激战于洛水西岸，刘岳兵败负伤，退守石梁。石虎军挖堑筑栅将刘岳围住，使其内外隔绝。前赵军被困缺粮，官兵杀马而食。石虎又乘势向呼延谟进攻，将其斩首。刘曜亲率大军援救刘岳，前赵前军将军刘黑在八特阪(今河南新安东)大败石虎部将石聪。此时，刘曜大军进驻金谷(今洛阳东北)，夜间军中惊乱，无奈，刘曜统军退回长安。六月，石虎攻陷石梁，活捉刘岳及其将佐80余人，氐、羌3000余人，坑杀士卒9000人。郭默、李矩均南奔东晋。至此，司、豫、徐、兖各州均被石勒攻占，后赵势力发展到了淮河。
后赵八年(东晋咸和元年，326年)十一月，石勒又派将军石聪进攻晋寿春(今安徽寿县)。驻守寿春的晋豫州刺史祖约屡次请求增援，晋廷不发兵。石聪攻寿春不克，遂转攻逡遒(今安徽肥东东)、阜陵(今安徽全椒东)，杀掠5000余人。建康(今南京)大震。晋成帝命司徒王导为大司马督师防御。散骑常侍苏峻派部将韩晃击败石聪，后赵军始退。
后赵太和元年(前赵光初十一年，东晋咸和三年，328年)，石勒为吞并前赵，于七月遣石虎率众4万从轵关(今河南济源西)西进，往攻前赵，略定河东50余县，进逼蒲阪(今山西永济西南)，前赵都城长安(今西安西北)受到威胁。
前赵主刘曜一面命河间王刘述率部众进屯秦州(治今甘肃天水)，防备前凉主张骏和占据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的氐王杨难敌从后袭击，一面率领精锐的水陆诸军由冲关(即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北渡黄河，援救蒲阪。石虎闻讯，惧而引退。刘曜随后追击，于八月大败石虎于高候原(今山西闻喜西)，后赵将石瞻被斩。刘曜乘胜进击，自茅津渡沿黄河东下，围攻金墉城(今河南洛阳东北)。后赵守将石生竭力抵抗，刘曜遂令将士掘开洛阳东面的干金竭，引其水灌入城中。又分兵攻汲郡(治今河南卫辉西南)、河内(今河南沁阳)。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均向刘曜投降。前赵兵势甚盛，后赵举朝震惊。
十一月，石勒欲亲自率军救洛阳，勒将亲救洛阳，左右长史、司马郭敖、程遐等谏阻：“刘曜乘胜雄盛，难与争锋，金墉粮丰，攻之未可卒拔。曜悬军千里，势不支久。不可亲动，动无万全，大业去矣”(《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大怒，按剑斥出程遐，而召徐光计议。石勒对徐光说：“刘曜乘高候之势，围守洛阳，庸人之情皆谓其锋不可当也。然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殆，以我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若洛阳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亲行，卿以为何如？”徐光回答：“刘曜乘高候之势而不能进临襄国，更守金墉，此其无能为也。悬军三时，亡攻战之利，若鸾旗亲驾，必望旌奔败。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今此机会，所谓天授，授而弗应，祸之攸集”(《晋书·石勒载记》)。石勒闻后很高兴。石勒所崇信的和尚佛图澄，也认为：“大军若出，必擒刘曜”(《晋书·石勒载记》)。石勒更是高兴。
于是石勒下令内外戒严，再有反对出兵者斩。于是命石堪、石聪等各率所部会师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石虎率部进据石门(今荥阳北)，石勒自率步骑4万直冲金墉刘曜大营。途中石勒还对徐光说：“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晋书·石勒载记》)。
十二月，石勒抵成皋(今荥阳西北汜水镇)，会集各路后赵军，共步兵6万，骑兵2.7万，鼓行而进，一路无阻，不见前赵军，大悦。举手指天，又自指额说：“天也”(《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即令士卒卷甲衔枚，从间道穿过巩县(今河南巩县西)和訾邑(今巩县西南)之间，直趋洛阳。刘曜恃胜，专与宠臣狂饮博戏，百般行乐，既不体恤士卒，又不加强戒备。直至得悉石勒军已渡黄河，才商议增援荥阳，并派兵进驻黄马关(在成皋县境)。旋闻石勒亲率大军已至洛水，遂撤金墉之围，以10余万众退至洛水西岸设阵。石勒率步骑4万入洛阳城。次日，命石虎率兵3万由城北向西攻前赵中军，石堪、石聪各率精骑8000由城西向北攻前赵前锋。刘曜至城西南的西阳门前，挥军移平地决战。石堪乘其移动击之，石勒由城西北阊阖门夹击，前赵军大败，死5万余人，刘曜坠马被擒。翌年，刘曜在襄国被杀。
此战，两军的一战决战，石勒在后赵军失利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力排众议，敢于亲自率军南下，并针对刘曜集兵于一处，屯兵于坚城之下，师老兵疲的态势，采取集中兵力、击其不意、攻其要害的作战方针，终于取胜。
后赵太和二年(前赵光初十二年，329年)正月，留守京都长安的前赵太子刘熙闻其父刘曜于洛阳失败被擒，遂同南阳王刘胤一起率百官逃奔秦州上邽(今甘肃天水)，诸征镇守将也皆弃城随之西去，关中大乱。据守长安的前赵将军蒋英、辛恕，率部众10余万投降后赵。石勒命镇守洛阳的将军石生率军西进入长安。
八月，刘胤及将军刘遵率军数万从上邽向长安进军，以图兴复前赵。陇东、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风、始平诸郡皆起兵响应。刘胤军至仲桥，石生环城固守长安，同时遣使向襄国(今河北邢台)求援。石勒派石虎率骑兵2万前往。
九月，两军于义渠(今西安附近)激战，后赵军大胜，刘胤败退上邽。石虎乘胜追击千余里，攻克上邽，俘斩刘熙、刘胤及王公卿校以下3000余人；将台省文武，关东流民，秦、雍大族9000余人迁至后赵都城襄国，坑杀匈奴屠各族5000人于洛阳。不久，又攻集木且羌于河西，俘获数万；氐王蒲洪、羌族首领姚弋仲均降于石虎。石虎又将氐、羌15万落迁至司(治所洛阳)、冀(治今河北冀县)两州。
至此，前赵灭亡，秦陇之地尽归后赵统治。从此，石勒称雄北方，中原地区，除辽东慕容氏和河西张氏外，皆为石勒所有。其规模远远超过匈奴刘氏。
后赵建平元年(330年)九月，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休屠王羌反叛后赵。刺史临深派司马管光率州军进攻，被羌打败。一时氐、羌均反叛。石勒派河东王石生进据陇城(今甘肃秦安东北)平叛。石生施用离间计大败叛军，休屠王羌逃奔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后赵将秦州夷豪5000余户迁到雍州。
石勒建立后赵政权，不止于仅称赵王，还要称帝。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二月，石勒就进而称赵天王，行皇帝事。同年九月，正式即皇帝位。不仅石勒本人称帝，臣下也须升官晋爵，除石勒世子石弘立为皇太子、其他诸子及侄儿石虎封王外，在职官设置上有明显的改变，举例如下：
石虎为太尉、尚书令。
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
右长史程遐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尚书。
夔安、郭殷、李凤、裴宪为尚书。
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
又论功封爵，封开国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县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像这样的尚书、中书等官职和公侯封爵，就是采用魏晋制度。固然还另有一套管理少数民族的大单于属下的政府机构，但上面所列这些职官，证明石勒已采用了汉人的官制，以此与刚称赵王时的官职相比，是个重要变化，亦即是后赵政权中职官制度的汉化，同时也是巩固后赵政权的措施。再则，石勒称皇帝的第二年，即营建邺宫，拟迁都于此，还以洛阳为南都。由此可见，石勒是不甘于以偏方政权而告终的。
九月，后赵荆州监军郭敬攻襄阳，晋襄阳守将为南中郎将周抚。石勒命郭敬退至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掩旗息鼓，寂若无人，如晋军若派人侦察，就说：“自爱坚守，后七八日大骑将至，相策不复得走矣”(《晋书·石勒载记》)。并随后，郭敬派人在河中浴马，“周而复始，昼夜不绝”(《晋书·石勒载记》)。周抚侦之，以为赵大军已至，遂弃城逃奔武昌。郭敬兵不血刃克襄阳(今属湖北)，中州(指河南南部至湖北一带)流民均降归后赵。
此后，直到石勒去世，再没有大的战事，北方战乱暂时平息下来。并与东晋以淮水为界，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形势。
除上述在军事上的成就外，石勒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上，也相继做了不少工作。
一是继续劝课农桑。在石勒称赵王的第六年，命右常侍霍浩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从这里不仅可看到石勒的劝农，还可看到当时设有劝课大夫、典农使者、典农都尉等农官，课农应是经常的。并且石勒自己还曾亲行过藉田之礼，这在纷争割据的帝王中，也是难能可贵的。此外，石勒还禁止酿酒，以减少粮食的消耗。
二是日益重视文化教育。石勒在称王的第六年，亲到襄国的大、小学，考试诸生的经义，对成绩最优者，赏帛有差。八年(326年)，石勒用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才、孝廉试经之制。胡三省注解，指明秀、孝要考试经书，原是晋朝制度，后赵至此也予以施行。则不止大、小学学生要试经，被推荐的秀才、孝廉也要试经，后赵对汉人文化经籍的重视，可见一斑。到石勒晚年时，还曾令郡国也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一百五十人，三考修成。不仅如此，石勒虽不识字，也经常教人读经史给他听，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见识，即在行军打仗时也是这样。他曾教人读《汉书》，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立六国之后，大惊说：“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晋书·石勒载记》)！及至听到留侯张良谏止这一措施，才说：“赖有此耳”(《晋书·石勒载记》)。可见石勒本人学习汉族文化经史，是深得其奥的。另外，石勒还曾建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这更是取法于周制了。
三是求贤纳谏。石勒曾准备到襄国的近郊打猎，主簿程琅劝谏他不要去，并说：“刘、马刺客，离布如林，变起仓卒，帝王亦一夫之敌耳。孙策之祸可不虑乎！且枯木朽株尽能为害，驰骋之弊，今古戒之。”石勒勃然大怒道：“吾干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书事，不须白此辈也”(《晋书·石勒载记》)。及至猎时，所骑马触木而毙，石勒自己也几乎丧命，因而懊悔道：“不用忠臣言，吾之过也”(《晋书·石勒载记》)。乃赐琅朝服锦绢，爵关内侯。由此，“朝臣谒见，忠言竞进”(《晋书·石勒载记》)。
太和二年(329年)，石勒在巡行州郡时，引见了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赐予谷帛；并令刺史太守宣告所属，凡有意见要说的，不要隐讳不说，“使知区区之朝虚渴谠言也”(《晋书·石勒载记》)。
建平二年(咸和六年，331年)三月，石勒将营建邺宫，准备迁都于此，而廷尉续咸上书切谏，石勒大怒，并说：“不斩此老臣。朕宫不得成也！”(《晋书·石勒载记》)中书令徐光劝道：“陛下天资聪睿，超迈唐虞，而更不欲闻忠臣之言，岂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当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斩列卿乎！”石勒叹息说：“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岂不识此言之忠乎？向戏之尔。人家有百匹资，尚欲市别宅，况有天下之富，万乘之尊乎！终当缮之耳。且敕停作，成吾直臣之气也”(《晋书·石勒载记》)。虽然石勒停建邺宫是暂时的，但他还是赐予续咸绢百匹、稻百斛，以为奖赏。并且借此机会下令与公卿百寮，每岁推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等各一人，所考试的答策为上第者拜官为议郎，中第者为中郎，下第者为郎中。并令“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晋书·石勒载记》)。就在石勒死的那一年，他还选拔了太学生五人，担任佐著作郎。
石勒的招揽人才，重用贤能，可说是经常的和一贯的。他早期就成立了君子营，从实践中认识张宾确有出人之才，于是就重用他，并且用而不疑。由做“君子营”的主管。张宾将“君子营”管理得井井有条，在战争中起了作用。后张宾早死，石勒痛哭流涕说：“天欲不成吾事耶？何夺吾右侯之早也”(《晋书·张宾传》)！张宾死后，石勒与程遐等议事，有所不合，石勒又感叹说，“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晋书·张宾传》)。
四是减租缓刑，依法办事，以缓和矛盾。石勒称帝的这年，曾下令“均百姓去年逋调”(《晋书·石勒载记》)，又赦免三年刑以下者。不久，又赦免五岁刑以下者。石勒又曾令州郡如有坟墓被发掘不掩覆的，必须推劾查处；暴露的骸骨，县政府要具备棺衾埋葬掉。还曾特别下令：“自今诸有处法，悉依科令”(《晋书·石勒载记》)。如果是石勒自己在忿怒中下旨杀的人，而其德位已高，不宜训罚，或是因公致死的孤子，不期而得谴，门下都应奏明情况，石勒就会重新予以考虑。所有这些，是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措施，也是石勒稳定政权的办法。依法办案，在当时虽未必能贯彻执行，但在纷扰割据时期，能提出这点就很不简单。
石勒立法虽严，而能灵活处理。如石勒称赵王后，宫门出入规定很严，并且特别讳言“胡”字。适有醉酒的胡人骑马闯入止车门，石勒大怒，责问守门者，守门者十分害怕，忘了忌讳，说是“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听了，反而笑著说：“胡人正自难与言”(《晋书·石勒载记》)，对守门者恕而不罪。
又有一事，石勒因参军樊坦清贫，就任命坦为章武内史，可有较多俸禄。及坦来辞行，衣冠都很破烂，石勒见了大惊，询问何故一贫至此？樊坦未加思索，很直率地回答说：“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石勒听后还是笑著说：“羯贼乃尔暴掠耶？今当相偿耳。”樊坦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忌讳，赶快磕头泣谢。石勒说，“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晋书·石勒载记》)。不但没有处分樊坦，还给他车马衣装钱三百万。像这样的处理，执法而不拘泥于法，通情达理，缓和了紧张的局面，也收揽了人心。
五是防止贪赃枉法。石勒尝于夜间外出私访，带了许多缯帛金银财宝，贿赂守门者，求出永昌门。门候王假不但不受，还要把石勒抓起来，及至石勒的随从到后，才告终止。次日清晨，石勒召王假，任命他为振忠都尉，爵关内侯。这是鼓励守法不阿，告诫贪赃枉法的办法之一。不过，私访很难经常，故意用财物作诱饵，未免陷人于法了。
六是不念旧恶，收拾人心。石勒称赵王的第三年，令家乡武乡县的父老到襄国来，大家叙齿列坐欢饮，叙述平生家常。有个李阳，原是石勒邻居，两人年年因争麻地，互相殴打，现在石勒当了赵王，故不敢来。石勒说他自己方取信于天下，岂计个人恩怨，特地将李阳找来，和李阳酣饮欢谑，并对李阳说，“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晋书·石勒载记》)，即赐予李阳甲第一区，封为参军都尉。并说明武乡是他的老家乡，死后他的灵魂要回到故乡，即免去故乡的三世课役。显然，这种以乡情打动人心的做法，会收到一定的成效的。
七是在外交。如与高丽国，即曾遣使送方物以结好；国内如西域高昌、于阗、鄯善、大宛，前凉张骏，都派使者送来方物；东晋陶侃，也遣使来骋，送来江南的珍宝奇兽。可见石勒的后赵，还和各割据政权以及国外通使通商，互相往来的。
八是宗教。石勒对天竺(古代的印度)僧佛图澄表示尊信，致使军中不论汉族人和非汉族人，都奉事佛图澄。公元312年，他大兴佛事，建立寺庙，并把儿子们送到佛寺抚养。
最后，石勒在长期的实践中，加上他的好学，见识大为提高，特别是提出了统一的愿望。在他称帝第三年正月，大宴群臣时，他问徐光：“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徐光说：“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石勒认为徐光所言过分，笑著说：“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晋书·石勒载记》)！
这段话固然表明石勒有自知之明，不如黄帝，不如汉高祖；也反映石勒要当一个光明磊落者；还有一点，比较含蓄些，即他要当汉祖、光武，这是统一天下者，不愿当魏武、晋宣，因为这是割据时期的霸主。希望统一天下，石勒在临死前说得更清楚，他对徐光说：“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形色。”不过，这个愿望未能实现，石勒就病死于襄国了。
不足之处。石勒的政治措施尽管也含有缓和民族矛盾的因素，但后赵总的来说还是对汉族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石勒以羯人为国人。禁止人们使用“胡”字，信用羯人作统治骨干。羯人可以仗势横行，抢掠汉族人民，包括抢掠了汉族世族也可以无罪。由于石勒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加上石虎即位后的残暴，使后赵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历时仅三十一年。就在他死后仅十八年(351年)，后赵王灭亡。
后赵建平四年(东晋咸和八年，公元333年)六月，石勒病卧，召中山王石虎、太子石弘、中常侍严震等待疾宫中。而石虎伪造诏命，隔绝群臣亲戚，不许进宫探望病情。七月戊辰(公元333年8月17日)，石勒病死(石勒卒年根据《太平御览》、《资治通鉴》所载，《晋书》所载有误)，年六十。石弘继立。石虎强迫石弘杀了程遐、徐光，石虎子石邃带兵入宫宿卫，原来卫士皆被撤换。次年，石虎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夺取了帝位。
石虎字季龙，是石勒的侄儿，勒常用他领兵专征，屡立战功，颇擅威权。太子石弘是光禄大夫右仆射程遐的妹妹程夫人之子，虚怀爱士，喜为文咏，其所亲近者多为儒生。石勒曾对徐光谈到太子文雅，不似将家子。徐光则以汉高祖马上取天下，文帝以玄默守之，胜残去杀，天道之所必然。石勒听了很高兴，石弘的太子位置也就固定下来。当石虎镇邺日久，威权日盛时，程遐建议修建邺宫，迁出石虎的家室，而用石弘镇守邺宫，配与禁兵万人，且将车骑所统六十四营皆配与之，又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辅助石弘。因此，石虎痛恨程遐，派人夜入程遐家中，奸其妻女，掠其财物。到石勒称帝，用石宏为大单于时，石虎渴望得到大单于位置而不能，更加气忿。石虎的这种怨忿之气，专擅之心，程遐、徐光等也看得很清楚，劝石勒早作准备。程遐指明石虎勇武而有权术，群臣皆不及，除主上以外，他全不在眼下，且久专征伐，威震内外，恐不可辅少主，该早日除掉他。但石勒却这样说：“今天下未平，兵难未已，大雅冲幼，宜任强辅。中山佐命功臣，亲同鲁卫，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当恐辅幼主之日，不得独擅帝舅之权故耳。吾亦当参卿于顾命，勿为过惧也”(《晋书·石勒载记》)。程遐再泣诉理由，并告知徐光。徐光也向石勒建议，中山王无伊霍之忠，而势倾王室，轻视皇太子，恐怕主上万岁之后，宗庙必生荆棘。石勒这才叫太子石弘处理尚书事的奏事，中常侍严震予以协助，日常事务径行决断，征伐刑斩大事，才呈报石勒。不过，这是在石勒死的上一年，虽然旨在锻炼太子，让他取得统治的经验和掌握一定的权力，但为时已晚。抑且太子断事之时，严震又弄权，而中山王石虎之门，可以张罗捕雀，石虎更加怨恨。
到石勒病危时，对太子石弘兄弟说：你们兄弟“宜善相保，司马氏，汝曹之前车也。”对石虎说：“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五》)。看来石勒认识到天下未太平，还要打仗，既要打仗，即须将帅之才，当时后赵的将帅之才无过石虎，此石勒所以始终不能除掉石虎之故。又因石虎是自己的侄儿(有时又以兄弟相称)，如同鲁卫之与周室的关系，想以此亲情来打动石虎，要他如周公辅成王、霍光扶幼主那样来辅佐石弘这位少主。不过石虎蓄志已久，不管石勒的遗言怎样讲，只等石勒眼睛一闭，后赵的政权就迅速落入石虎手中。就这点来说，石勒没有处理好他的身后事宜。
石勒死后的第三天的深夜，石虎将石勒埋葬于山谷中。当时，石虎共命人组成了八支送葬队伍，抬了八口棺材从襄国的四门出发，朝东、西、南、北和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八个方向前进，都埋在了山谷的深处。无人清楚哪个棺材里装的是石勒。十二天后，石虎才为石勒正式发丧。丧礼非常隆重，专门派了六十名大臣的子弟做挽歌郎，然后将一口空棺埋葬在襄国城外三十里外的一块荒地上，历史上称为“虚葬”，这处陵墓称为高平陵 。石勒谥号明帝，庙号为高祖。
点评：石勒以仅以十八骑而成其大业，能与其相比者，唯努尔哈赤一人而已。他是中国历代少数民族中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之一。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一个在战乱中生活的少数民族首领，不仅在军事上有著很高的成就，而且在文治上也有若干建树。十六国的帝王中，能有石勒这样成就的，也只有前秦王符坚。当然，石勒也曾屠杀了不少人民，尤其是因为戏谑之言，将其姊夫折足而杀之，何其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