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譽法國文壇的旅法華人作家戴思傑
前不久，旅法華人作家戴思傑的小說《巴爾扎克和中國小裁縫》的中文版在國內發行。這部用法文寫作、已經被翻譯成34種語言的小說，在周遊了世界、獲得了廣泛稱讚之後，帶着各種榮譽，終於回到了作者的祖國、故事的發生地。而由周迅、劉燁、陳坤演繹，戴思傑自編自導的同名影片，在歐洲等地的市場和評論界也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作爲一個電影導演、作家，戴思傑的名字此前在中國國內鮮爲人知，但他在法國影視界早已有了自己的位置。而自從小說《巴爾扎克和中國小裁縫》由法國久負盛名的伽裏馬出版社出版、特別是同名電影上映之後，戴思傑在法國文化界可謂是聲名鵲起。一個夏末秋初的午後，在文化氣息濃厚的巴黎蒙巴納斯地區的一家咖啡館，戴思傑先生接受了光明日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我不需要自問“我是誰”
我們的話題首先是從小說的中文版說起的。記者問他，既然作者自己也認爲法文版小說中詼諧、幽默、輕鬆的筆調，對故事的成功敘述十分重要，爲什麼您自己不把它翻成中文而要請別人代勞？如果能夠用您熟悉的四川方言來寫這個故事，不是更有吸引力嗎？戴先生說，這首先是出版社方面的對出版時間的要求所致。文學史上的例子表明，原作者翻譯自己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一般需時太長。對原作者而言，自己翻譯實際上更是“再創作”。
這裏需要介紹的是，畢業於四川大學歷史系的這位成都人，年輕時的創作，曾經得到過文學大師沈從文的修改和指點，有着很深的中文功底。1984年來法國學習，後來進入法國影視圈，成爲鳳毛麟角的華人導演之一。在《巴爾扎克和中國小裁縫》之前，他曾拍攝過3部法國影片。來法已近20年，他拿的還是中國護照。“因爲我不需要自問‘我是誰？’我就是在法國工作的一箇中國人！”
“今天能用法文寫小說，也得益於導演工作。劇本寫得多了，感覺就出來了，但還是中國人寫的法文。”戴先生說，在伽裏馬出版社之前，曾有6家出版社拒絕了他的出版要求。“即使後來在伽裏馬出版社裏，編輯們也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爲，作爲頂尖的法文讀物出版社，不應該出版這種帶有外國人特點的法文小說，即使‘它體現了對文學的讚美’；另外一種觀點認爲，正是這種外國人的法文，表現了與小說背景相同的異國情調，特別生動可愛，所以應該出版。”
講的不是愛情，而是兩種文化的衝突
《巴爾扎克和中國小裁縫》的情節大概是這樣的：70年代，從城裏來的兩個知識青年，在一個小山溝中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終日從事着“改造地球”的勞動。他們的主要精神食糧，來自一堆偷來的“禁書”。村中的一位鄉下女孩，和他們之中的一個相戀了，在他們的影響下，特別是從他們爲她朗讀的巴爾扎克的小說情節中和人物身上，她對生活有了新的認識，最終走出了山村。“西方文化，對處於文革禁錮中的中國青年，有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可以改變一個山村女孩的命運。巴爾扎克小說所代表的西方文學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中，宣揚的個人主義、個人奮鬥，描繪的人類美好情感，那時候就是這樣深刻地影響了我們這一代中國青年。”戴思傑說，選擇巴爾扎克這個“符號”是有根據的。當時的“禁書”中，也有很多所謂“四舊”的古典文學，但由於古文程度有限，趣味大都集中在外國文學上，特別是法國文學和俄羅斯文學。還有，“小裁縫”這個人物的原型，就喜歡巴爾扎克。“現在回頭看來，可能是巴爾扎克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中對女性的尊崇、對‘男人討好女人’文化環境的描述，對一箇中國的山村女孩有特別的魅力。”
“其實，當時我寫第一稿時，寫了一個情節：我們偷偷讀一本大學生上佛羅伊德精神分析課的筆記，然後用他的心理障礙學說、‘俄底浦斯情結’理論分析周圍的人，很好玩。但我認爲‘弗羅伊德’這個象徵，較之巴爾扎克更誇張了。所以最終在小說中沒用這個情節。”
“小說的故事，更多地要講的不是愛情故事，而是兩種文化的衝突。”戴先生認爲，西方文化對現代中國人的影響是巨大的。從“五四”開始，這種影響一直在持續着。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復興的步伐，中國文化也在發生着變化。而中西文化的融合、對比、相互影響，對一個生活在海外的中國藝術家而言，既是意味深長的，也是鮮明的。這並非在“抑中揚西”。中國文化中也有很多讓西方人歎服的東西，比如小說中通過“磨房老頭”體現出來的“自得其樂”的精神境界，西方讀者就非常喜歡。
“但是，我也有意對‘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做了一點侷限，也可以說是有一點貶低。這就是在西方讀者和評論界廣受批評的結尾。”小說中，山村女孩最後因爲認可了巴爾扎克所說的“一個女人的美麗，是無價之寶”，而離開了山村。西方人普遍認爲，這是她對西方文化的誤讀。
我想讓觀衆笑，而不想給他們上課
“《巴爾扎克和中國小裁縫》是我第一次回國拍片，雖然真正拍片時間只有70天，但藉此我有機會回到中國度過了兩年。”談到在中國和在法國作電影導演的區別，戴先生有自己獨特的感受：我覺得在中國做電影可能更有意思。首先，講故事的大背景是自己熟悉的。在法國作電影，有些細節、象徵，作爲二十幾歲纔來法國的外國人，總是吃不準，需要別人幫忙。其次，在國內，導演什麼都要管，這從某種意義上說，對創作也可以有幫助。而在法國當導演，只是一個技術工作，只管當導演，其他不用管。這對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導演而言，不一定是好事。
談到下一步片子，戴導演說，現在正在準備拍一部在巴黎中國城內發生的喜劇片。“一位法國人，癡迷中國道教，來到巴黎13區中國城內尋找同好，圍繞他發生了這個輕鬆的故事，這將是一部現實主義喜劇片。”法國的喜劇片具有與衆不同的傳統，在國際電影界享有很高聲譽。戴導演介紹說，他拍攝的第二部影片《吞月亮的人》以法國爲背景，是一部超現實主義風格的喜劇。“實際上還是講的兩種文化的衝突，對對方文化的誤解、好奇。”戴思傑認爲，西方的電影導演一般都對海外中國人中的非法移民、黑社會等現象感興趣，“但那不是主流，他們只是在獵奇。”
戴導演說，我選擇拍攝題材時，不是想着參加影展或票房，而只是想着自己是否喜歡。“做喜劇也是一種心情、一種慷慨！我更多地想的是如何讓觀衆滿意、笑，而不是想給他們上課。”他提到法國近年幾部優秀的喜劇影片如《傻瓜的晚餐》、《生活是一條平靜的河》、《三個男人和一個搖籃》，認爲用喜劇的形式講一些很簡單的道理，對導演來說其實並不容易。“要非常瞭解、理解你所描寫的人物和社會，以一個特殊的、也許是可笑的角度去觀察，才能講出輕鬆的故事來，同時又不全是挖苦；對不太瞭解的事情，往往纔講得沉重、壓抑。藝術家只想着‘社會責任感’是不可能出好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他認爲，這方面，俄國作家果戈理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最有水平。
在拍電影的同時，另一部小說《狄先生的情結》也在創作之中，當然，還是法文寫的。講的是一個在國外學心理學的“海歸”在國內的種種不適應，也是喜劇色彩，篇幅比《巴爾扎克和中國小裁縫》多一倍。
談到在法國開始的“中國文化年”活動，戴思傑先生說，“這是一件大好事！”他認爲，文化交流應該充分發揮民間文化組織、企業的積極性和作用，政府加以支持，這樣才能持久，而不僅是事件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