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
美國第39位總統(1977年1月20日--1981年1月20日)
姓名：吉米·卡特
綽號："吉米"
出生：1924年10月1日，佐治亞州
父親：詹姆士·厄爾·卡特
母親：莉蓮·戈迪·卡特
夫人：埃利諾·羅莎琳·史密斯(1928-)，於1946年7月7日結婚，
孩子：約翰·威廉·卡特(1947-)；
詹姆士·厄爾·卡特iii(1950-)；
唐奈·傑弗裏·卡特(1952-)；
埃米·林恩·卡特(1967-)
宗教：浸信會教友
教育：畢業於美國海軍高等學校，安納波利斯，馬里蘭州首府(1946)
職業：農場主，官員
政黨：民主黨
其他政府位置：佐治亞州參議員，1963-66
佐治亞州州長，1971-75
總統年薪：200，000美元/年+50，000美元花費賬戶
吉米·卡特於1924年10月1日生於美國佐治亞州普蘭一個花生農場主家庭。卡特與父親同名，故稱小詹姆斯·厄爾·卡特。老卡特從事農業和商業，是州議會議員。母親莉連·戈迪是個隨和的婦女，不像老卡特那樣嚴厲。1941年至1943年先後在佐治亞州西南大學和理工學院讀書。1943年入馬里蘭州美國海軍軍官學校(即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學習，1946年畢業，獲理學士學位，隨後加入海軍服役7年，至到1953年。1946年，卡特與羅莎琳·史密斯結婚。羅莎琳是他的同鄉。他們有三子一女。
1953年卡特的父親去世，他退役回家鄉經營卡特農場、卡特倉庫等業務，並從事政治活動。當過基督教南方浸禮會執事、主日學校教師。1955年至1962年任佐治亞州薩姆特縣學校董事會董事長。1962年至1966年任佐治亞州參議員。在此期間還先後擔任過平原發展公司、薩姆特縣發展公司總經理，佐治亞州中西部計劃和發展委員會以及佐治亞州改進作物協會主席等職。1970至1974年任佐治亞州州長。在當時南方的年輕州長中，他以辦事富有實效、積極消除種族歧視贏得聲譽。
1974年卡特宣佈競選總統，並輕易獲得民主黨提名。
1977年，他經過艱苦的競選戰以微弱優勢擊敗福特總統，出任美國第39任總統。在國內，卡特欲意實行行政和經濟改革，但遭到國會的強烈反對。在國際上，強調人權。他當政時期，把巴拿馬運河的管理權交還給了巴拿馬，實現了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中美兩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推動中東實現了和談。伊朗扣留“人質”和蘇聯出兵阿富汗，成了卡特頭痛的問題。卡特在埃及與以色列的和談並簽署戴維營協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卡特在任內取得一系列內政與外交成就，但因貿然下令特種部隊發起“藍光行動”拯救在伊朗的美國人質遭到慘敗，令他在選民中的聲望一落千丈。1980年他爭取連任敗給里根，但他從未放棄拯救人質的努力，伊朗最終在卡特離開白宮那一天釋放了所有人質。
1982年起在卡特亞特蘭大的埃默裏大學任名譽教授。卸任後回到故鄉，一面撰寫回憶錄，一邊不時接受臨時使命，穿梭於國際，充當和平使者。卡特退休後陷入財政困境，當總統期間委託別人經營的花生農場破產，不得不靠寫書還債，連夫人羅莎琳都要靠出版回憶錄掙錢。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卡特夫婦一起創辦了卡特中心，致力於協調國際衝突。在上世紀80年代的海地危機中，儘管美國戰機已經起飛，卡特仍不顧生命危險留在海地首都談判至最後一刻，最終說服軍政府交權避免流血戰爭。這一事件令卡特在國際上贏得了巨大的聲望。
卡特在1975年出版自傳《爲什麼不是最好的？》，以後又陸續寫了《一個與其人民一樣誠實的政府》(1977年)和《保持信心，一個總統的回憶錄》(1982年)。
1990年7月4日卡特獲費城自由勳章。1995年1月10日獲得1994年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的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和平獎。1997年11月，印度英·甘地紀念基金會授予他1997年度英·甘地獎，以獎勵他爲全球和平、裁軍和發展所作的貢獻。1998年12月10日，獲1998年度聯合國人權獎。
卡特也是訪問古巴第一人。卡特訪問古巴並與卡斯特羅舉行會談，是自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以來，美國曆任總統中訪問古巴的第一人，爲改善美古關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除了擔任國際和平協調人的角色，卡特與夫人還積極爲全球範圍內的無家可歸者啓動住房工程，常常不顧年事已高，親自參加施工爲無家可歸者搭建福利房。
小說詩歌文學作品有：《爲什麼不是最好的？》、《一個與其人民一樣誠實的政府》、《保持信心，一個總統的回憶錄》、《老齡的優勢》等
卡特的退休生活
吉米·卡特發現自己56歲時失去了工作。這位美國第39屆總統退出政壇，但並未脫離生活。多年來，他過得豐富充實，從事志願工作，外交斡旋和著書，他說，與他當總統的年代相比，他現在的收穫更多。
1980年，美國選民挑選羅納德·里根取代吉米·卡特擔任美國總統，卡特隨後離開白宮，這比他原先的計劃提前了4年。
現年74歲的卡特去年在《商業週刊》雜誌上撰文說：“我們當時還不算老，都五十來歲，但已失去了工作。我們從華盛頓直接去了我們佐治亞州普萊恩斯的家。”
“你可以想象，這一過渡並不容易。但我們都認爲，普萊恩斯是我們的家，也是我們想要呆下去的地方。我不想再去競爭公職，因此，我們開始考慮如何利用我們多年來獲得的技能和經驗，來處理那些對我們來說一直至關重要的問題。”
這位前總統的退休生活並不平靜。過去18年來，他和羅莎琳整日忙忙碌碌：他們從事志願工作，自由外交活動以及著書立說、觀察鳥類、慢跑、繪畫、木工活和宗教工作等個人計劃。
卡特出版了一本小書《老齡的優勢》。他在接受《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一次採訪時說，退休提供了“數量無限的”選擇和探索這些選擇的自由。
在選舉中敗給里根後，隨之而來的是“許多深刻的反省”。由此產生了非營利性的卡特中心，其宗旨是在世界各地促進和平和改善人們的健康狀況。卡特及夫人代表該中心已訪問了115個國家。
卡特夫婦積極參與“人類住房”計劃，這是一項爲低收入家庭提供支付得起的住房的世界性工作。他每年至少用一星期的時間，與年齡比他小得多的木匠人一起，揮錘拉鋸做木工活。而他的夫人則花很多時間幫助精神病患者。
他告訴《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著書“使我關心正在發生的事情。這也是一個主要收入來源”。卡特寫了一些回憶錄，一部關於基督教信仰的著作，一部兒童著作，若干政府和外交政策的著作，甚至還有一部關於詩歌的著作。他下一步計劃寫一部以美國革命時期爲背景的小說。
他說，退休生活應是令人愉快的，但不應狹義地去理解愉快。
“是一天看八小時電視或一週打三次高爾夫球嗎？或是接受冒險性的挑戰嗎？我的經驗是，每當我做了某件事，而我認爲這是爲了他人的利益所做的犧牲，那麼它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離開白宮時，被認爲是政績最差的美國總統之一。但是自那以後，卡特頻繁出訪世界各地，到處倡導民主和人權事業,證實自己是最受尊敬的卸任總統。但是，他個人影響最大的地方還是他的祖國。在這裏，他拿起自己的錘子，幫助窮人建造經濟適用住房。卡特卸任後的生活表明，使人偉大的不是權力，利用權力和影響所做的事纔是偉大的真正標誌。
在亞特蘭大(atlanta) 一間窗戶上飾有白鴿子圖案的辦公室，吉米·卡特正在闡述一些使某些人感到侷促不安的信念，他那歡快的佐治亞（ georgia) 口音婉轉地傳達了堅定的信心。
卡特說，“當今世界最大的歧視莫過於富人對窮人的歧視。”他補充道，他所謂的“富人”，指的是有飯吃，有房住，受過適當的教育，有得體的醫療保健和對未來抱有些許希望的人。
他說：“我們無意歧視他人；我們可能是善意的。但你們的讀者中有多少人與窮人家庭熟到可以串門的地步呢？能去喝一杯咖啡嗎？知道他們的處於青春期的子女的名字嗎？或者，更難做到的，邀請他們來（讀者）自己的家嗎？我們關心窮人，我們去教堂，我們談論他們，但我們真的伸出過援助之手嗎？”
自這位美國第39任總統作爲地球上最強大國家的領袖努力工作和經受艱難以來已過去了20年。今天，他正在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接受一次採訪，該中心是一塊點綴着花園的飛地，在一個由圓柱形大廈組成的建築羣內，遠離華府政壇風雲。自1982年以來，他一直在這裏爲一個人權和自由的國際目標而奮鬥。這一全球目標如此廣泛，其意向如此熱情，堪稱世紀目標。
自1980年競選聯任失敗以來，卡特將其精力轉向驕陽烤焦的非洲平原。在那裏，卡特中心的計劃向貧困的農民顯示如何大幅度提高作物產量；轉向贊比亞和尼加拉瓜等地的羽翼未豐的民主政權，在那裏，卡特中心的工作人員監督首次民主選舉；轉向海地、北朝鮮及其他熱點地區的緊張談判，在這些地方，卡特以不流血的方式化解衝突；轉向瘟疫肆虐的第三世界的窮鄉僻壤，在那裏，卡特的醫療計劃送走了爲害數百年的瘟神；轉向美國城市的貧民窟，在那裏，復興計劃正在尋求解決難以解決的災難；轉向人民的內心深處，卡特的妻子和志同道合的同事羅莎琳·卡特(rosalynn carter)正在努力消除人們對精神病患者的侮辱。
自1984年以來，前總統卡特允許國際人類棲身地 (habitat for humanity international) 組織以他的名義實現年度吉米·卡特工作計劃(jimmy carter work project)。卡特每年抽出一個星期，穿上藍色牛仔褲，繫上木工圍裙，爲窮人蓋房造屋。今年的建房地址選在休斯敦(houston)。從星期一開始，卡特和6千名志願人員將爲貧困家庭建造1百所低成本住房。在建造過程中，這些家庭要提供幫助，然後用無息貸款買下房子。這一工作計劃一直是個新聞事件，今年將會更加轟動，因爲在一星期內建造1百所住房將創造一個新紀錄。
今天，在佐治亞州這個潮溼的日子，卡特抽出時間與4名來自蘇格蘭(scotland)的學生聊天，這4名學生全是附近埃默裏大學 (emory university)的獎學金接受者。卡特坐在一個很大的橢圓形房間內的一條長桌前端，屋內裝飾着一個很氣派的插着旗子的臺架和一個巨大的閃閃發亮的枝形吊燈。這些學生外表整潔，穿着裙子和套裝，略顯侷促不安，聽了卡特的笑話後笑得上氣不接下氣，以清脆快速的口音回答他的問題。
卡特現年73歲，看上去非常健康。他滿頭白髮，喜歡露着牙笑，這標誌性動作曾被許多漫畫家在報章雜誌上無數次描繪過。他講話時帶有那種溫柔的、南方人特有的語調，曾在美國政治舞臺上回蕩了4年之久。此時，他身着開領襯衫，輕鬆自在，面容慈祥，一個膝蓋頂着桌子。當一名年輕女生提到她曾在亞特蘭大一所內城學校兼職時，引起了卡特的注意。他問道，你學到了什麼？那名女生輕聲說，“它使我瞭解了很多文化多樣性的問題。而且以前我也根本沒有機會了解，嗯，經濟多樣化。” 卡特補充說：“有這種機會的美國人寥寥無幾。”
如果在卡特離職後他的生活有主旋律的話，那就是富人和窮人以及他們之間的鴻溝。這樣一個人，他的名字讓人聯想起當年加油站前的長隊、人質危機和直線上升的通貨膨脹－許多學者現在認爲，這些悲劇並非他一手所造成－尤其近年來卻成爲與這些悲劇完全不同的事物的象徵。卡特使人對前總統刮目相看，獨闢蹊徑成爲全球基層人道主義活動家及世界和平締造者。一些人說，卡特已達到了聖雄甘地1(gandhi)、艾伯特·施韋策2(albert schweitzer)或德肋撒嬤嬤3(mother teresa)的精神境界；特別是在第三世界，卡特倍受尊崇。任何一天都有紛至沓來的本國及其他國家的領袖、政要顯貴和活動家們，在他的辦公室傾聽他的意見，汲取他的智慧。
卡特的所有努力都只爲一個目標：縮小貧富間的差距。卡特說，這就是“人類棲身地”的真諦：伸出援助之手。
瞭解卡特參與“人類棲身地”的活動，便可在很大程度上了解這個人。
毫無疑問，“人類棲身地”中有信仰因素。這一形成於1976年，以基督教精神爲基礎的計劃利用了“錘子神學理論”，以使耶穌基督(他本人其實就是一個木匠)的福音付諸實施。卡特可能是名氣僅次於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 的南方浸禮會教友。他對“信於心，見於行”這一思想堅信不移(卡特一針見血地指出：“《聖經》說，信心沒有行爲是死的。”)。
但是，他也被“人類棲身地”的接受所有人的“大帳篷”神學理論所吸引。這一理論歡迎所有人去建房工地 — 無論是志願者還是房屋擁有者 — 不管來者持何信仰或信條，或是無所信奉者。這正好符合卡特自己逐漸形成的普世教會主義思想，這一思想見於《活的信仰》(living faith) 一書。這是自擔任美國總統以來他撰寫的13本書(包括詩歌和一本兒童讀物)中的一本。這本書記述了多年來基督教信仰支持他的力量。他說，所有的信仰傳統都基於相似的原則，都應受到尊重，這種觀點在“人類棲身地”工作場所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根據《活的信仰》記載，在許多方面卡特有個理想的童年：充滿教會訓誨和應乾的零雜活、對父母無比忠誠，以及禮拜日家庭大聚會上飽嘗炸雞和土豆泥。但是，在此之外，不可逾越的偏見卻陰魂不散。卡特逐漸將這一鴻溝視爲阿徹裏黑人和白人掛在脖頸上的一塊“磨石”。惟一敢於跨過這一鴻溝的人是他的母親莉蓮(lillian)。她是名註冊護士，曾以朋友和鄉村醫生的身份爲她貧苦黑人鄰居服務。這些鄰居支付的報酬是雞或雞蛋。藐視種族隔離常規使卡特的母親有“古怪”的名聲。
卡特咧嘴一笑，將一隻腳放在矮桌上說道：“人們沒有指責我媽，他們只是認爲她很古怪，並沒有去幹擾她。”
卡特的母親後來在70多歲時效力於派往印度的和平隊(peace corps)。卡特說，她的影響是促使他將人權作爲他擔任總統時對外政策基石的原因之一。這一政策的高潮是1979年簽署《戴維營協議》(camp david ccords)， 即具有歷史意義的埃以和平計劃。他母親的影響幫助並促進了他目前在卡特中心的工作：在世界各地倡導和保護人權。他說，這一影響是他倡導“人類棲身地”的因素，該計劃通過使富人和窮人同處一地，使他們發現彼此的基本人性，從而跨過了鴻溝。
20世紀80年代初的一天，卡特與“人類棲身地”結下不解之緣。他爲希臘東正教(greek orthodox)大主教雅科沃斯(iakovos)舉行的慶祝活動上講道後，在紐約市內慢跑時決定經過一個正在施工的“人類棲生地”工地。這是一幢有19套公寓的建築。他看到一羣志願者(主要是大學生)不知所措地站在橫七豎八的木料中。卡特爲他們“感到可憐”，並不經意地提到他和羅莎琳應該抽空幫幫他們。
卡特說：“還沒等我弄清怎麼回事，我們設法搞了一輛福特牌面包車，把我們6個人從佐治亞拉到紐約。” 6個人最終擴大到50人，福特牌面包車也換成了路徑(trailways)長途汽車公司的大客車。那年，卡特和其他志願者一起睡在地板上。第二年，他回來完成了那公寓計劃。自那以後，15年來，他每年在美國各地參加各種建房計劃，去過芝加哥(chicago)和邁阿密(miami)，1997年去了肯塔基州(kentucky)阿巴拉契亞山脈(appalachian mountains)的工地，以及在墨西哥的蒂華納、加拿大和匈牙利的海外工地。志願者的人數逐年大幅增長。1999年，在完成休斯敦創紀錄的項目後，卡特將前往菲律賓幫助蓋房建屋。
與蓋房建屋同樣重要的是媒體的關注，它可以將爲貧困工人(“人類棲身地”的目標羣體)提供經濟住房的話題擺到桌面上。卡特說，這一計劃得到廣泛認可的部分原因是，它是不分黨派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可以在計劃的理論中找到共同基礎：幫助窮人的社會行動，與此同時，避免令人憂慮的“不花力氣而坐享其成”。
卡特說：“我們通過平等相待向人們顯示，我們是他們的夥伴。這不是慈善行爲，不是施捨。”也不搞鋪張奢華，這些房屋樸實無華，沒有傢俱，但主要設施一應俱全，有草坪和簡樸的花園。卡特與其他志願者一樣，遵守嚴格的工作時間表。他說，每次項目竣工都令大家激動不已。他經常流淌眼淚。
卡特說，“第一天晚上我們和人們見面時，幾乎沒有人相信到週末時會擁有自己的住房。他們不敢相信，因爲政府和其他人讓他們希望落空的次數太多了。”
米勒德·富勒(millard fuller)和他的妻子琳達(linda)共同發起了“人類棲身地”。他說，事實證明，卡特對這一計劃的支持意義不可估量。
22年前創立的“人類棲身地”已成爲傳奇。當時，富勒是位擁有百萬資產的年輕企業家。在琳達因他的工作狂離他而去後放棄了自己的工作，傾其所有捐給窮人。倆人破鏡重圓後，搬到了佐治亞州阿梅里克斯(americus)附近基督教社區科伊諾尼亞5農場(koinonia farm)，在那裏播下了他們爲窮人蓋房的思想種子。
時至今日，“人類棲身地”國際計劃已在50多個國家建造了6萬所住房。它已躋身於美國住宅建築商20強之列，並且是規模最大的非盈利性住宅建築組織。他說，卡特爲這一使命注入了新的活力。
“他使這項工作引人注目並獲得信譽，”富勒說。“他使人們再也無法藉口推辭。因爲，如果一位前總統肯花一個星期從事勞累的體力勞動，其他人又怎能說自己太忙了呢？”
卡特今天得到的愛戴和尊敬反映了他的形象已與1984年大不相同。那時他仍然未能擺脫他當總統時的陰影，被要求在電視黃金時段報道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時不要出現。馬克·羅澤爾(mark rozell)是美國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的政治學教授，撰寫了大量關於卡特重塑形象的著作。他指出，時間證明對卡特的總統後遺症有良好療效。羅澤爾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歸因於人們的事後認識。
羅澤爾說，面對里根政府的伊朗門事件及其他“小”失誤，批評卡特任總統時“微觀管理”不利的聲音降低了；同樣，對於卡特過分堅持原則當不了好總統 — 或至少太堅持原則而不轟炸伊朗(伊朗在卡特爭取連任競選失利後，最終釋放了它扣留的50名美國人質)－的指責，在近來華府麻煩不斷的道德氛圍中顯得十分可笑。
克林頓總統不止一次在外交政策出現燃眉之急問題時將卡特作爲可信賴的顧問會見他進行磋商。羅澤爾說，改變的不是卡特，他還是老樣子。或許，卡特更適合外交使命和利他主義行動，不適合與國會爲了妥協而討價還價。此外，卡特堅定的基督教信仰在20世紀70年代他任職期間使他有些奇異。他的信仰沒有一絲虛僞或利用別人的想法。
的確，要想全面地認識卡特，必須瞭解他的信仰。
他的一言一行都源於信仰。作爲普萊恩斯的馬勒納瑟浸禮教會(maranatha baptist church) 成員－保守派逐漸佔上風的南方浸禮會的溫和派－卡特教頗受歡迎的主日學課，通常可以吸引來自世界各地數以百計的來訪者。他授課的特點是採取相互交換意見和問答的方式，(像“人類棲身地”一樣)尋求將《聖經》的真諦應用於現實世界。
卡特可以像最善於引用《聖經》的人一樣得心應手，他也研究那些博學的神學家。閱讀《活的信仰》，你會發現一個冥思苦想上帝的人。他得出的結論：歸根到底就是愛。他直言不諱地在自己的教派內及世界各地批評原教旨主義，指出當人們“將自己的信仰等同於上帝的實際教誨”時它得以興旺。
卡特堅定地指出：“這意味着，任何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人必然誤入歧途，因而遭其貶黜，最極端的情況是低人一等。社會中的仇恨、不信任和缺乏寬恕精神，大多是由宗教信仰和自我吹捧的人造成的。”
“這和我對基督的教誨的理解截然不同。基督說，領頭的是衆人的傭人，並且我們必須努力做到對他人無私和慷慨大方。” 這也正是吉米·卡特工作計劃的核心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