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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名人愛情小故事

   來源:古今學識館    閱讀: 2.92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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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故事是美麗的,關於名人的愛情故事就增添了一些神祕感。下面就是本站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歷史名人愛情小故事,希望大家喜歡。

歷史名人愛情小故事

歷史名人愛情小故事篇1:徐志摩與陸小曼 萬種風情無地著

徐志摩與陸小曼的交往,用“愛得轟轟烈烈”來形容,一點都不為過。陸小曼的丈夫王賡時任哈爾濱警察廳長,雖不在北京,但侯門如海,徐志摩要用錢來賄賂門房(每次500元) 才有可能與陸小曼見面,而陸小曼給徐志摩寫情書不但要用英文,連寄信也只能自己抽空出去寄。幾經波折,徐陸二人的戀情愈演愈烈,弄得滿城風雨,王賡甚至還拔出槍來威脅陸小曼,但這一切都遏止不住二人的熱情。對於徐志摩與陸小曼的愛情,郁達夫的看法頗為中肯:“他們的一段濃情,若在進步的社會裡,有理解的社會裡,豈不是千古的美談?忠厚柔豔和小曼,熱烈誠摯如志摩,遇合在一起,自然要發放火花,燒成一片了,哪裡還顧得到綱常倫教?更哪裡還顧得到宗法家風? ”

1920xx年10月3日,徐志摩與陸小曼舉行婚禮,梁啟超為證婚人,胡適為介紹人。他們的婚禮,真可以算得上是“別開生面”,梁啟超作為徐志摩的老師,在婚禮上進行中引經據典地來了一通訓詞,訓斥這一對新婚夫婦:“你們都是離過婚,重又結婚的,都是用情不專,以後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最後還來了一句“祝你們這次是最後一次的結婚!”但徐志摩這樣的歷盡千辛萬苦去追求,去試驗夢想中神聖的愛的境界,雖有“不顧一切,帶有激烈的燃燒性”且“不管天高地厚,人死我亡,勢非至於將全宇宙都燒成赤地”的熱情,終於還是落個失敗的結局,思之令人感慨。

歷史名人愛情小故事篇2:張學良與兩個四小姐的陰謀之戀

兩個四小姐

臺灣記者林博文曾說:“張學良的心愛之人,大多排行為四,有朱四小姐,趙四小姐,後來又有了一位蔣四小姐!”看來張少帥對“四”情有獨鍾。朱四小姐很早就退出張學良的江湖了,倒是後來兩位四小姐,像雙生花一樣和張少帥糾結了一生一世。

第一位四小姐趙一荻不但搭進自己的一生,還把整個家族都搭進去了。

1920xx年3月,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趙慶華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紙轟動一時的宣告,要與四女趙一荻斷絕父女關係:“四女綺霞,近日為自由平等所感,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規條第十九條及二十二條,應行削除其名,因此發生任何隋事,概不負責。”過了幾天,趙慶華又聲言自身慚愧,旋即辭去交通部次長的職務,從此不再為官,退隱而居。

趙家此舉,讓當時私奔門的男主角張學良大惑不解,他問趙四小姐:“你父親既然同意你來此,為什麼又登報宣告?”面對張學良的嗔怪,趙四小姐一言未發,想必她是明白父親的苦心的。

這位趙慶華可是個人物,他家祖上是浙江蘭溪的書香世家,他12歲那年就請求父親讓他去香港求學,小小年紀混跡於大清官場,沒有任何政治靠山卻能平步青雲,民國成立以後,他又很快躋身重要官員的行列之中。老謀深算的他早已預見了小趙這場戀愛的結果,她愛的這個男人紅粉知己無數,他邀請她到奉天旅遊,單純的她連個名分都沒有就稀裡糊塗地跟去,最終恐怕難逃被始亂終棄的命運,於是他使出了先登報後辭官這一招雙響炮連環計,把張學良拴死了,張學良惟一的出路就是——和趙四小姐好下去。

大家族的人真是有大智慧啊。

老趙把張學良所有退路都堵死的同時,還堵住了另一個女人的來路,那就是蔣家四小姐蔣士雲。她也是個官宦千金,容貌不亞於趙四小姐,才情更勝一籌。作為外交官蔣履福的千金,16歲的蔣士雲隨父母遠下歐洲,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法語。1920xx年,蔣士雲認識了風流倜儻的張學良,心意暗結,但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始終是她心裡越不過的坎。她沒趙四小姐這麼勇敢,她老爸也不像趙慶華那般運籌帷幄。

1931年3月初,蔣士雲結束巴黎學業回國。據說她回國前曾暗下決心,要不計任何名分地和張學良在一起。可是剛到北平,她就從一位來訪的女友口中驚悉:張學良身邊已有了一位“女祕書”趙四小姐。

江南名媛蔣四小姐自然不肯屈居在北地佳麗趙四小姐之下,她鬱悶地遠走羅馬,決意從張學良的生活中消失。

紅白玫瑰秀

1936年,“西安事變”改變了一個國家的命運,也改變了趙四小姐的命運。張學良被軟禁後,一開始由趙四小姐陪伴,後來于鳳至想見張學良,趙四小姐只得去了香港。1939年秋,陪伴張學良過囚禁生活的於風至患上了嚴重的乳腺癌,必須馬上出國就醫。於是,張學良提出由趙四小姐前來接替。張學良的請求雖然得到蔣介石的批准,並責成戴笠親去辦理,但戴笠不相信趙四小姐能來。

趙四小姐居然來了一出美國託孤,將未滿十歲的惟一的兒子交給美國友人撫養,連日從香港奔赴貴州修文縣陽明洞,自投囚籠,就像1920xx年的春天,不計名分投奔愛情一樣。趙四小姐可能不是個好媽媽,卻是個絕世好情人,為了愛人,她可以合棄愛子、自由和舒適優越的生活。從那時起,趙四小姐再未見過母親,直到她的母親呂葆貞於1953年去世。

趙四小姐對張學良可謂用情至深,但張學良對蔣四小姐始終無法忘懷,她們對他來說,一個是生活的伴侶,一個是精神上的情人,如同紅玫瑰與白玫瑰。雖然趙四小姐還沒蛻變成蚊子血或飯渣子,蔣四小姐卻是他胸口的硃砂痣。

話說蔣四小姐離開張學良後,在歐洲遇到了原配新喪的中央銀行總裁、建築大師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貽,兩個失意的人一拍即合。她和貝祖貽在上海結婚的訊息傳到北京時,張學良正揹著“不抵抗將軍”的惡名代蔣介石受過,焦頭爛額之際,他仍不忘派人給蔣士雲送去賀禮。

蔣四小姐的目光也一直沒有遠離過張學良,“9·18”事變爆發之時,她馬上寄書張學良:“盡其所能,與敵抵抗,否則將軍將留下千古罵名。”兩年後,奉命不抵抗的張學良櫧家眷來到倫敦,蔣士雲進言:“漢卿,我盼望你有一天為國土完整做·番驚天動地的偉業,這才是我們心中的少帥!”

西安事變後,通過丈夫貝祖貽的關係,她弄到一張南京軍事法庭審判張學良的旁聽券。審判時,她一直坐在張學良後面,張學良離開法庭時,兩人駐足凝望,雖是驚鴻一瞥卻又有千言萬語。 法庭上趙四小姐和緋聞女友蔣四小姐第一次短兵相接,各自暗懷揣測,在以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兩個女人都為這個男人糾結和怨恨著。也許,趙四小姐一生都在逃避著蔣士雲這個名字。

近香遠醋二人轉

雖然蔣四小姐已經是貝夫人,卻一直關心著張學良,即使張學良被祕密押至蔣介石的故里奉化,她也能通過戴笠和貝祖貽的交情,到雪竇山探望。對此,趙四小姐一直耿耿於懷,直到貝祖貽辭掉職務,和蔣士雲一起定居美國,她才長長地舒了口氣。

趙四小姐和張學良於1946年11月被押往臺灣,之後一直幽禁在新竹縣井上,那是—個人煙稀少的大山,他們在那是一呆就是10餘年。

井上生活條件惡劣,但在趙四小姐的心裡,這段與世隔絕的時光,是最幸福最安全的時光,因為這一段艱苦的幽禁歲月是她和張學良兩個人的。養尊處優的她儼然成為最普通的家庭主婦,不但能夠熟練地使用縫紉機縫製衣被,還能夠餵養家雞,將雞蛋作為難得的“營養品”給張學良滋補身體。但骨子裡她依舊是大家閨秀,服飾妝容一絲不苟,她在粗糙的生活中頑強地保持著自己骨子裡的優雅與美麗。

原本同於鳳至相熟的宋美齡是不喜歡這位趙四小姐的,但隨著歲月的洗禮,宋美齡對趙四小姐愈加敬重。1960年,宋美齡勸張學良棄佛教信基督教。棄佛之後,張學良主張一夫一妻,卻又左右為難,既合不得原配也放不下趙四小姐,于鳳至知道後馬上同意了離婚,她在一封信中說:“趙四小姐是位難得的女子,20xx年來一直陪著漢卿同生死,共患難,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對她也十分敬佩。”原配被趙四小姐的執著感動,成就了她30年的苦戀,1964年7月4日,51歲的趙四小姐與64歲的張學良舉行了婚禮,做了一回“白髮新娘”。

趙四小姐雖然修成正果,但張學良的紅顏知己蔣四小姐並未就此退出江湖。

1975年春天,蔣介石在臺灣病逝。蔣士雲意識到,橫亙在她和張學良之間的障礙似已消除。幾經周折,1980年春天,蔣士雲悄然從美國飛去臺灣,卻沒有見到想見的人,因為張學良被趙四小姐攔住了,她不希望他跟蔣四小姐見面。蔣士雲說:“這大概是女人跟女人之間總有看不開的地方,我就沒有這種女人氣。”她還說,“張學良現在大概要整天坐著了,真沒意思。我要是陪著他,不會像趙一荻這樣做的。”

其實,就像後來的許多人不懂當年的趙慶華一樣,蔣士雲也未必就能懂得趙一獲與張學良的有意思與沒意思。不過,如果她也遇到別的女人抓住一切機會,拼死拼活要見自己丈夫的時候,就不會這樣說了。

蔣四等來黃昏情

蔣四小姐終於如願以償了。

1991年3月,張學良和趙一荻飛赴美國探親,剛到舊金山,他就對身邊的人說:“我想一個人到紐約去會會朋友,而且還是個女朋友!”多數人誤以為肯定是多年不見的蔣夫人,然而那時候宋美齡恰好回到了臺灣。只有趙四小姐知道,張學良說的是誰。張學良曾經說:“于鳳至是最好的夫人,趙一獲是最患難與共的妻子,貝太太是最可愛的女友,我的最愛在紐約。”這一次趙四小姐沒有再攔張學良,她知道這可能是他最後的人生夙願。

張學良—人飛去紐約見貝太太蔣士雲,並下榻其公館,趙—荻一人飛回洛杉磯的兒子張間琳家中。

1982年貝祖貽病歿以後,蔣士雲身邊只有一女,她和繼子繼女們並無多少往來,而女兒也只在每週六回到曼哈頓的高階住宅,和母親共度週末。張學良的到來,給寂寞中的貝夫人帶來了意外歡喜。

張學良在紐約期間,蔣士雲儼然成了他的經紀人,代為安排所有的活動。趙四小姐喜歡清靜,不喜歡張學良會友,她偏偏把張學良每天的日程排得滿滿的,包括他與他當年的部下、後為解放軍將軍的呂正操等重要客人的會面,與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部工作人員的接觸,與哥大留學生們的座談等等,都是蔣士雲代為聯絡和議定的。91歲生日,坐在張學良身邊的也是這位蔣四小姐而不是趙四小姐,致使外界一度神經兮兮地猜測張學良與趙四小姐即將發生婚變,很是熱鬧了一陣。但趙四小姐自始至終都沒有去煩張學良一下,她內心的感受也從未對人講起。這位飽經滄桑的老太太胸懷之豁達,已不是凡俗之輩所能揣度。

情歸夏威夷

1991年6月下旬,趙一荻把張學良從紐約接回舊金山轉道回臺灣,一年後張學良夫婦飛到夏威夷定居,共度一生最後的日子。從此,蔣四小姐就沒有和張學良見面的機會了,張學良甚至沒有再接過她的電話。蔣士雲對此抱怨說:“他在臺灣的時候我還跟他通過電話,離開臺灣以後就沒有訊息了。我打過一次,打不進去。我知道有人阻攔……”

風流少帥晃悠了一輩子的心,終於在陪了自己一輩子的女人趙四小姐那裡找到了安寧。趙四小姐已是風燭殘年,早期的幽禁環境十分惡劣,她患過紅斑狼瘡、有過骨折,由於長期抽菸,肺部還出現癌變而切除了半邊肺葉,之後一直呼吸困難。她從不單獨接受記者採訪,也不願講述一生經歷,她陪伴了張學良一輩子,他們早已心意相通。所以,面對和自己較了一輩子勁的蔣四小姐的喧囂,她只淡然一笑。

88歲的她撐著沉痾之體,陪張學良過完20xx年6月1日的百歲華誕。生日宴會上,兩雙蒼老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張學良無限依戀地說:“我太太非常好,最關心我的是她!這是我的姑娘!”

20xx年,趙四小姐去世一年後,張學良也與世長辭,他們合葬於夏威夷的神殿之一。

蔣四小姐獨留世間,長達一個世紀的玫瑰戰爭就這樣落下了帷幕。

歷史名人愛情小故事篇3:孫中山宋慶齡的初見與愛情

由於宋慶齡的父親宋嘉樹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堅定支持者,故宋慶齡在兒時常聽父親講起孫中山的英雄事蹟,其為國為民的理想與革命精神都給宋慶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併產生了崇拜欽佩之情。實際早在1894年,孫中山就在宋家見到了只有一歲多的宋慶齡,只不過未料到兩人後來竟成為夫妻。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流亡日本,宋嘉樹也在日本幫助孫中山籌集革命經費,並安排大女兒宋靄齡擔任孫中山的祕書。1920xx年8月,宋慶齡從美國威斯理女子學院畢業後,抵達日本與父母匯合,並於9月16日隨同宋靄齡第一次拜訪孫中山,與姐姐一起協作孫中山工作。之後,兩人的見面愈加頻繁,開始是父親和姐妹倆一起去孫中山處,再後來是姐妹倆一起去,最後從1920xx年5月24日開始,宋慶齡開始單獨去拜訪孫中山。

據日本外務省檔案記載,1920xx年1—10月,二人會見次數最頻繁,多達52次,其中私底下見面就有20次,僅6月被記錄在案的就多達l0次。1920xx年9月,宋靄齡因在橫濱與孔祥熙結婚,宋慶齡正式接替她擔任孫中山的英文祕書。在工作中,孫中山對她非常信賴,讓她保管通訊密電碼,還讓她承擔對外聯絡工作,極大減輕了孫中山的工作量。閒暇時間,兩人相處也十分融洽,孫中山喜歡靜靜地聽宋慶齡彈琴唱歌。孫中山忘我為革命工作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宋慶齡。

她當時給正在美國讀書的妹妹宋美齡寫通道:“我從沒有這樣快活過。我想,這類事就是我從小姑娘的時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運動的中心。”對於兩人的交往,宋慶齡在後來的自述中還稱:“孫博士得悉我在學習中文,他贈我一些中國文學方面的書籍和有關當代政治方面的英文書。他非常關心我的學習和活動,對我的工作鼓勵甚多,使我不知不覺漸漸地被他所吸引。”隨著交往的加深,兩人的愛慕之心愈來愈強烈,很快墜入愛河。

1920xx年6月,宋慶齡回國探親,孫中山曾提出讓她徵求家人對自己婚事的意見。宋慶齡當即指出:“我願做你的妻子,永遠幫你做革命工作,革命需要我們兩個人在一起,我的心一直在追隨著你。我的生命已經跟你的事業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並表示個人的婚姻問題要由她自己做主。

對於兩人的年齡差距,她則說:“革命是不問年齡的。愛心,也沒有年輪。因此,這不應該成為我們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宋慶齡走後,孫中山對其愈加思念,他對梅屋莊吉的夫人說,“我忘不了慶齡,遇到她以後,我感到有生以來第一次遇到愛,知道了戀愛的苦樂……如果能與慶齡結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也不後悔。”

孫、宋兩人雖然互生情愫,但最終的結婚也充滿了曲折。因孫、宋都為基督徒出身,按照基督教義規定,孫已結婚有家室,不得再娶妻。孫中山對兩人婚事,也與宋嘉樹多次進行書信往來,1920xx年8月,宋嘉樹給孫中山信中曾稱,“我們是一個基督教家庭,我們的女兒不會為任何人作妾,哪怕他是地球上最偉大的國王、皇帝或者是總統。我們可能貧於‘物質’,但是我們既無貪心,更無野心,不大可能去做違背基督教教義的任何事情”。

因此,孫中山必先與妻子盧慕貞離婚,方得有與宋結婚的機會。1920xx年9月,孫中山特派部屬朱卓文回澳門,迎妻子盧慕貞抵達日本,盧氏於離婚證書上按手印同意離婚。孫宋兩人試圖結婚也遭到當時革命黨人的反對,認為不符合倫理,尤其是對革命領袖來說更不應該,孫中山卻說:“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會惡習所支配,我要按照自己的願望去生活。”

當宋慶齡在上海提出與孫中山結婚後,遭到父母的堅決反對,他們認為她同一個年齡比她大兩倍,且結過婚的人成家是絕不容許的,並反對她返回日本。而且父母還為她另擇物件,準備擇日成婚,並且將其軟禁在家中。宋慶齡則通過女僕將寫給孫中山的信寄出,講述了她目前的困境。孫中山得信後,遂派朱卓文於1920xx年10月抵達上海,希望他將宋慶齡接回日本。朱卓文於是將孫的電報給宋慶齡過目,並告知了她關於孫中山已離婚的訊息。是月,宋慶齡即在女傭幫助下,從家中逃走,但給父母留下告別信,連夜同朱卓文乘船返回日本。

宋慶齡的私奔行為,在當時仍為大膽之舉,她在1932年時告訴美國記者斯諾說:“我當時並不是真的愛上他,是出於少女羅曼蒂克的念頭——但這是個好念頭。我想為拯救中國出力,而孫博士是一位能夠拯救中國的人,所以我想幫助他。”孫中山在當年10月,則在友人的陪同下,買齊了傢俱、床上用品及生活日用品,做好了新婚生活的準備。1920xx年10月24日,宋慶齡自滬抵達日本東京,孫中山在東京車站親自迎接。

10月25號上午,22歲的宋慶齡和49歲的孫中山到日本著名律師和田瑞家中辦理手續,又委託和田瑞到東京市政府辦理了結婚登記。兩人在結婚誓約上簽字,並相約三條:“儘速辦理符合中國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續。將來永遠保持夫婦關係,共同努力增進相互間之幸福。萬一發生違反本誓約之行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會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異議;而且為了保持各自的名聲,即使任何一方之親屬採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婚禮即在和田瑞家的客廳舉行,宋慶齡戴著大花邊帽,穿著一件粉紅和淡綠花圖案的裙子,拿著一束花,孫中山拉著她的手進門合影。兩人親密地喝下交杯酒,並面對現場的來賓,浪漫的吟誦著裴多菲的愛情詩句:“我願意是激流,是山裡的小河,在崎嶇的路上,在岩石上經過,只要我的愛人,是一條小魚,在我的浪花中,快樂地游來游去。我願意是荒林,在河流兩岸,對一陣陣的狂風,勇敢地作戰,只要我的愛人,是一隻小鳥,在我的稠密的樹枝間作窩,鳴叫……”

因為兩人都不喜歡鋪張和各種繁文縟節之類的東西,故婚禮簡單樸素但溫馨感人。典禮結束後,則是和田瑞舉辦的歡迎香檳酒午餐會,後二人前往新居青山原宿109號寓所。值得一提的是,在婚禮上,孫中山送給宋慶齡的禮物不是珍貴的鑽石珠寶,而是一支德國毛瑟手槍。孫中山說:“這槍配了20顆子彈,19顆給敵人準備,最後一顆,是危急時留給自己的。”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曾經回憶起當年結婚時的往事,她深情地說:“10月25日,在我的生活中,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

宋嘉樹獲悉宋慶齡私奔後,匆忙奔赴日本,試圖阻止兩人成婚,但為時已晚,他甚至揚言要與宋慶齡斷絕父女關係。宋慶齡對此曾向斯諾回憶說:“我父親到了日本,對孫博士大罵一頓。我父親想要解除婚約,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徵得雙親同意。但他未能如願,於是就和孫博士絕交,並與我脫離父女關係。”

儘管父母之前反對宋慶齡的婚事,但在兩人結婚後,還是補辦了豐厚的嫁妝,一套精緻的藤木傢俱——由雙人床、衣櫃、五斗櫥、梳妝檯組成,一條繡著百字圖案的被面以及母親倪桂珍結婚時穿的錦緞繡袍都送到日本。婚後,宋慶齡繼續擔任孫中山的私人祕書,日夜在他身邊協助工作,無微不至地照顧孫中山。

對於婚後的生活,孫、宋都表達了滿意之情。如1920xx年11月,宋慶齡在給美國同窗信中,表達了對孫中山的崇拜,稱:“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淵博,每當他的腦子暫從工作中擺脫出來的時候,我從他那裡學到很多學問。我們更像老師和學生,我對他的感情就像一個忠實的學生。我幫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為他答覆書信,負責所有的電報並將它們譯成中文。”1920xx年,孫中山在寫給遠在英國的恩師康德黎的書信中,同樣高興地稱:“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國大學受過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兒,我現在過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種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侶兼助手。”

宋慶齡不僅是孫中山生活上的伴侶,也是革命事業的忠實助手,兩人可謂是同甘苦,共患難。正如赫爾哈特所言:“孫中山有了宋慶齡這樣的革命事業上的傑出助手作終身伴侶,這使他有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希望。這位新夫人,盡了她最大努力,千方百計減輕丈夫的負擔。實際上她一直擔當著他的祕書的重任。她的雙親慢慢了解到她結婚後的幸福,從前的不滿也煙消雲散了。”

1920xx年4月,孫宋兩人返回中國,投入反袁復辟鬥爭。之後宋慶齡同孫中山經歷了護法鬥爭,廣州軍政府平叛及國共合作等重大事件。1920xx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兵變,炮轟總統府,已懷有身孕的宋慶齡怕目標太大,堅決讓孫中山先安全撤離,說:“中國可以沒有我,不可以沒有你。”宋慶齡也在此事變中流產,孫中山在一個新筆記本扉頁上,為宋慶齡特意題寫了兩句詩:“精誠無間同憂樂,篤愛有緣共死生”,表達了兩人患難與共的真情。1920xx年3月12日上午,孫中山病逝於北京。他在臨終前囑託兒女及下屬要善待宋慶齡,並告訴宋慶齡不要悲傷,“我之所有即你之所有”,其在《家事遺囑》中也明確表示:“餘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均付與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

此後,宋慶齡繼承孫中山的遺志,“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一直以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人與革命精神的維護者的姿態,捍衛孫中山堅持的革命精神與原則,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傑出貢獻,正如她1920xx年4月16日寫給遠在美國的同窗密友的話說:“我試求忘掉我自己,投身我丈夫畢生的事業,就是實現一個真正的中華民國……我一定要自己盡力並鼓勵他人繼續我丈夫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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