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
宋哲元(1885.10.30—1940.4.5)，字明軒，山東樂陵人，國民黨一級陸軍上將(1940.5.18，追贈)，抗日名將。
1885年10月30日，宋哲元出生于山東省樂陵縣城西趙洪都村一個讀書人家庭。其祖父宋堪性善好施，享有佳名。其父宋湘及為清末廩膳生，學識廣博且多才，然而不通農事，成婚後便外出謀生了。宋哲元兩三歲時，家境早已變“望族”為破落了，他和母親住在村邊一間破爛茅屋裏，由於父親捎回的錢物不多，基本上靠母親賒購些棉花來紡線織布出售勉強維持生活，有時還得用野菜充飢。
六歲時，有一天母親帶著他到很遠的野外去挖野菜。等挖滿一筐後，母子倆又累又餓地坐在路邊。這時恰巧同村的一個富人趕著一輛空騾車回村，宋哲元的母親求那人用車帶帶那筐野菜，誰知那富人不但不肯捎帶，反而尖刻地挖苦和嘲笑他母親，之後揮鞭揚長而去。母親受到此嘲弄和侮辱，不禁淚流滿面。見到這情景，宋哲元一面勸慰母親不要傷心，一面氣呼呼地説：“將來咱一定幫助窮人。……”等長大後，宋哲元還真的在村裏為窮人辦了些好事。那時村裏窮人很多，他們的子女根本沒有條件讀書，宋哲元從十七歲到二十三歲在家鄉教了五六年私塾，他不收窮苦人家子弟的學費，義務為他們授課，因．而在鄉間受到敬重。
他對欺侮窮人的事往往非常忿恨。宋哲元的外甥李騰漢曾回憶過一件往事：1935年春節，李騰漢和大舅宋哲元的兒子給老人拜年得了不少壓歲錢後就在外面高高興興玩起來。這時有個年邁的乞丐路過，兩個孩子便惡作劇地揮舞著得到的壓歲錢，逗引老乞丐。沒想到宋哲元聞聲出來了，他一見這情景，便厲聲喝道：“你們吃飽了撐的呀!怎麼敢拿窮人取樂?把錢給他送去!”倆孩子見宋哲元發怒，趕緊乖乖地把壓歲錢都給了那個乞丐。事後，宋哲元還把他倆狠狠地訓斥了一頓。
宋哲元少時愛武，曾參照民間武術書籍，早晚舞棍弄棒。屋前棗樹下有條長石，他每天都要舉起放下，堅持不懈以至把長石稜角都磨得光滑了。他還經常召集起同村的兒童，以枝權折梃為武器，練步伐，擺戰陣，賞進罰退，嚴明號令。長大成人後，他決心投筆從戎。
1908年，他從進入武備學堂起，正式開始軍事生涯。
宋哲元從武衞右軍隨營武備學堂畢業後，進入馮玉祥部第二營任哨長。1913年任連長。第二年圍剿白朗班師後，隨著馮玉祥升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長，末哲元亦升為副營長，此後，他跟隨馮玉祥轉戰河南、陝西、四川等地，並晉升為第二團少校團附。1916年，隨部駐防四川綿陽時，他與訂婚三年的常淑清女士結為伉儷。1917年7月，張勛在北京擁戴清朝廢帝溥儀復辭，馮玉祥下天台山興兵討伐，宋哲元率部進攻北京擊敗張勛的部隊。1921年和1922年，由於攻打陝西原督軍陳樹藩部和攻打河南督軍趙倜部有功，宋哲元次遞升任團長、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長。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著名的“北京政變”後，脱離了直係軍閥系統，將部隊改編為國民軍，委宋哲元為國民軍第十一師師長，次年秋季又委宋為熱河都統。
1925年底，1926年初，直系奉系軍閥在帝國主義插手牽線下，組織聯合“討赤”，企圖消滅南方的國民黨政府和北方的國民軍。在情勢十分危急的時候，馮玉祥通電辭職，並赴蘇聯訪問，以圖轉移張作霖、吳佩孚、張宗昌、李景林等人的視線，保存實力。此時，宋哲元奉命去張家口和張之江、鹿鍾麟等人經營冀察綏晉邊界地區據點防務，以備不測。各系軍閥並沒有因馮玉祥辭職而善罷干休，在馮出國不久，便分兵五路對駐在北京地區的國；民軍施行大規模圍攻，1926年4月國民軍撤出北京，主力各部退到南口，憑藉預設陣地堅決阻擊敵人，堅持了三個多月。在這次南口大戰中，宋哲元身任國民軍北路軍、西路軍總指揮，起了重要作用。3月中下旬，國民軍於南口潰敗，各將領目尋出路，宋哲元率殘部撤至綏遠，等待時機。
馮玉祥在蘇聯聽到南口兵敗消息後，即動身回國，宋哲元是最早歸向馮玉祥，並遠道前往迎接馮玉祥的國民軍將領之一。他協助馮聚集散兵，收拾殘局，並參加了9月17日著名的“五原誓師”。此後他在馮玉祥舉起的“武裝討逆”旗幟下，根據“平甘援陝，聯晉圖豫”的戰略方針，轉戰於西北戰場。第二年馮部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6月宋哲元任第四方面軍總指揮，11月兼任陝西省主席。在此期間，宋哲元主要是配合馮部主力東進、與北伐軍“中原會師”的行動，駐守陝西境內督剿陝甘邊境和陝西境內的地方頑匪。
陝西自民國建立後軍閥混戰不絕，以致形成大小軍閥土匪獨霸一方、眾多“小獨立王國”各自為政的局面。馮軍五原誓師後：橫掃陝甘，迫使一些小軍閥頑匪龜縮進多年苦心經營的據點進行固守。因此大軍過後清剿任務十分繁重，宋哲元指揮部隊先行圍剿黃德貴、韓有祿等股匪，於1927年至1928年上半年先後攻克三原、涇陽、富平、高陵、朝邑、韓城、合陽、蒲城等城池。此間宋哲元也遇到頑強的抵抗，攻打鳳翔城便是一例。
鳳翔是一座著名的歷史古城，也是關中西路之重鎮。原陝西省防軍旅長黨玉琨盤踞此地十二年，概不聽從軍令政令，儼然一付“土皇帝”神氣。馮軍入陝，黨照樣拒不理睬。於是1928年初，宋哲元親自率領三個師共三萬多兵力攻打風翔城。然而，由於鳳翔城牆高厚，城壕深寬，加上城內武器彈藥充足，糧食儲備足夠全城軍民三年之用，所以宋哲元部圍攻半年多，官兵傷亡四、五千人，仍未攻克該城。這年7、8月間，宋哲元經請馮玉祥批准將張維璽的第十三軍主力三萬人調來陝西，會同攻打鳳翔。宋哲元和張維璽接受前段爬城硬攻的教訓，決定改用挖掘坑道的辦法接近城牆，力求一舉突破。第十三軍的坑道營在距城牆兩百多米處，先打下四丈多深的直井，然後向城牆底部掘進。歷時半月，坑道挖成，該營在城牆底堆置四千公斤炸藥。8月24日，宋哲元和張維璽召集各級指揮官進行總攻部署，第二天，他親自指揮工兵實施爆破，起爆的一剎那，只見—大段城牆隨著地動山搖的巨響崩散飛騰起來，緊接著大炮將數萬發炮彈傾瀉到城內，五百挺輕重機槍!將五十萬發子彈射向守城的敵人，突擊部隊從一、二十丈寬的城牆豁口衝進城去。黨玉琨部在這猛烈突然的打擊下全線瓦解，入城後不到一小時戰鬥便勝利結束。此戰結果，除黨玉琨和約兩千官兵被擊斃外，其餘五千多守軍全部被俘。
鳳翔城被克後，宋哲元決定將五千俘虜全部殺掉，當時張維璽不同意，宋説：“現在甑士仁、張九才等人還霸佔著隴州、湃陽、寶雞、眉縣，我們若是把‘黨枴子’的這些俘虜一齊殺掉，他們就將為之膽寒，不敢再戰，而我們也可能少死多少人，少費多少事。我想不妨試試看，看他們還敢不敢再守城。”於是，在打下風翔的第三天上午，宋哲元命令將關押在第十三軍手槍營的五百俘虜全部拉出砍頭。行刑時，宋哲元和張維璽坐在一邊，面對著血肉橫飛慘不忍睹的集體屠殺場面，他一邊喝茶一邊談笑，聲容神色絲毫不為所動。
五百戰俘殺完後，他即命令拘押有俘虜的各部把他們全部殺掉，“不許留一個，不許放一個”。當夜，另四千五百多名俘虜除第十七師師長趙鳳林偷偷放掉一些外，其餘全部被殺。
這場駭人聽聞的大屠殺很快傳遍陝西，盤踞在其它據點的軍閥頑匪聽到後，一個個嚇得心驚肉跳。不幾天，原來企圖頑抗的各據點頭目，如張九才、甑士仁等紛紛親自前往宋哲元處，跪著懇求開恩受降。宋哲元殘酷殺戮果然達到預想目的，從此陝西境內大小軍閥割據、土著頑匪劃地為王的局面結束了。
1929年，蔣介石與馮玉祥的矛盾公開化，10日10日宋哲元等十名原國民黨將領通電馮玉祥和閻錫山，譴責國民政府政策，敦促採取補救行動。第二天宋哲元等被國民政府下令通緝。蔣介石的軍隊五路出兵，向馮軍壓宋，遂爆發蔣馮中原大戰。此時宋哲元被任命為國民軍總司令。11月馮軍敗退，宋哲元部被迫再入陝西。1930年3月，馮玉祥閻錫山組成反蔣聯盟，經五個月混戰，再度失敗，宋哲元亦失去實力，並退入陝西。後經蕭振瀛奔走賄賂，走張學良的門道，張學良才允准宋哲元招攏馮軍各殘部，改編成第二十九軍，軍部設於山西陽泉。1930年11月，宋哲元被委任第二十九軍軍長。
1931年9月，侵華日軍先是偽造“中村事件”，在吉林、遼寧等地積極備戰，接著於18日夜襲擊沈陽，開始向東北大舉進攻，不久便佔領東三省。在“九一八事變”後，宋哲元發出通電，提出與日作戰。但是他的通電沒有促成蔣介石的抗戰。
1932年7月，宋哲元兼任察哈爾省主席。在駐紮陽泉的兩年中，他努力整軍練兵，準備抗日。
第二十九軍改編後，全軍約二萬二千餘人，武器裝備極為陳舊匱乏，相當部分槍械為毛瑟槍、土造槍，為彌補武器不足，宋部沿襲原西北軍做法，打了些大刀發給士兵使用，並在自己的修械所中製造槍支裝備部隊。在軍餉方面也非常拮据，每年官兵們最多隻能領到十個月的餉。但宋哲元提出“槍口不對內”的口號，用愛國精神鼓舞官兵，並用西北軍的練兵方法，以日軍為假想敵進行練兵。為了解敵軍，為日後的作戰創造條件，“一·二八事變”後，宋哲元特地派了一個參觀團前往淞、滬地區參觀十九路軍的上海抗戰情況。參觀團返回後，又將所得材料整理印發給全軍進行研討，著重説明日軍是可以打敗的，以此來鼓舞士氣。經過不長時間整練，宋哲元把兵敗後湊合起來的這支殘破的部隊，訓練得很有規模了。
對於宋哲元的練兵，馮玉祥在《我的生活》一書中給予過較高評價，認為，“宋哲元沉着勇猛，尤能切切實實地練兵”。所以五原誓師後，馮曾把整頓下來的各部官長全部交給宋哲元，由宋統一組織凋配，並於新兵補入後實施訓練。馮軍順利“平甘援陝，聯晉圖豫”，確有宋哲元一份功勞。
1933年初，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實現建立滿洲國的侵略計劃，首先攻佔山海關，並開始向熱河省進攻。第二十九軍奉北平軍分會主任張學良的命令，由山西開往北平附近待命，宋哲元的總指揮部先後設於邇州、薊縣、遵化等地。2月18日，宋哲元與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等二十七名將領向南京和全國通電，決心抗擊日軍，並呼籲全國各界給予支持。2月底，進攻熱河的日軍佔領承德，接著向長城各口進軍，第二十九軍被調往冷口至馬蘭峪長達三百餘里的長城各口擔任防禦任務，策應萬福麟部熱東作戰。萬福麟部原在熱河的凌源、平泉一帶抗擊日軍，作戰失利後退至喜峯口，日軍跟隨而來。由於萬部士氣低落，不堪再戰。3月8日，張學良命令二十九軍接替喜峯口防務。宋哲元接到命令即調防守冷口的部隊迅速出發佔領喜峯口。第二天，未等部隊到達，萬福麟部便在日軍服部、鈴木兩個旅團的步騎炮聯合部隊的打擊下，從喜峯口潰逃，口上高地被日軍佔領。近黃昏時，第三十七 師一部趕到，立即投入截鬥，入夜，雙方激烈爭奪高地，宋部混戰中攻佔了喜峯口兩側高地，暫時穩定了口上局勢。午夜，宋哲元在薊縣總指揮部瞭解前方戰況後，一面命令先前到達的部隊守，住喜峯口陣地，一面命令趙登禹、王治邦、佟澤光三個旅連夜火速前往增援。10日天亮後，三個旅先後到達喜峯口下，此時口上兩側高地的守軍在日軍的攻擊下開始向後退下，趙登禹旅長立即帶領部隊迎上去，將敵人截住，王治邦、佟澤光兩旅亦主動由左右兩翼協同趙旅。敵我雙方竟日激戰，殺聲震天。宋部官兵因受過愛國精神教育，加之與日軍初戰，所以士氣高昂。許多士兵嫌背著槍不方便，只攜帶手榴彈和大刀，衝入敵陣，與敵攪在一起進行白刃戰，這樣一來，竟使日軍的飛機、大炮無法發揮作用。翌日，日軍自拂曉起，再度進攻，爭奪高地，宋部頑強抵抗近萬名敵人的進攻，堅持至夜。至此中日軍隊在山地形成對峙，連日激戰雙方均傷亡慘重。
在喜峯口正面打得難解難分時，宋哲元與三十七帥師長馮治安和三十八師師長、前線總指揮張自忠一起到達喜峯口南面的三屯營指揮作戰。他根據雙方對峙態勢，認為與武器精良的敵人如此消耗下去，與我不利。因此與張、馮商量，決定用夜戰、近戰出其不意地打擊日軍。11日夜晚，趙登禹旅長親率董升堂團從左翼進行偷襲。他們找當地的獵人、樵民作嚮導，在山地冰雪中急行軍，繞到喜峯口西側敵人的右側背。喜峯口至潘家口中間有一條狹長谷地，其後座落著幾個村莊，日軍就在這些村莊中宿舍。當董升堂團摸進村子時，敵人還來不及反應就被大刀砍倒——他們做夢也沒想到中國軍隊竟然敢在黑夜主動進攻“皇軍”。董升堂團還成功地襲擊了潘家口的敵人炮兵陣地，消滅敵炮兵一連。當順利解決兩個村莊的敵人後，駐紮在其它村子的日軍發現情況有變，即撤守佔據有利地形進行抵抗。偷襲部隊除將繳獲的文件、輕武器帶回來外，凡無法攜帶的重武器、輜重盡行燒燬，然後按原路返回。與董升堂團同時行動的是楊幹三營。這一路從右翼繞至喜峯口東側，襲擊董家口之敵。該營在董家口外迅速消滅敵前哨陣地約一個排，然後分兵襲擊日軍大隊。當敵人從夢中驚醒，倉惶應戰時，楊幹三營用猛烈的火力進行掃射，擊斃擊傷敵人百餘名，並繳獲一批武器，隨即撤回。
此戰之後，兩軍繼續對峙，宋部堅守陣地，始終未被日軍突破。日軍見喜峯口難以得手，便將作戰重心移到其它方向上。第二十九軍三、四月間分別於松樹嶺、灤陽城、南北團汀、羅文峪口等地與敵作戰，其中尤以羅文峪口、山渣口、沙寶峪的戰鬥更為激烈，堅決抗住了日軍進攻。至四月中旬，日軍突破商震的第三十二軍的防守陣地，宋部處於腹背受敵境地，第二十九軍奉命向通州以東撤退。不久，日軍突破長城各要隘，並直通北平城下。5月31日，國民黨政府同日本簽訂“塘沽協定”，長城抗戰就此結束。
“九·一八事變”以來，日軍在東三省從未遭到中國軍隊的有效抵抗，故氣焰極其囂張，長城抗戰特別是喜峯口方向的夜襲戰，使日軍為之震驚。第二十九軍受到全國各界民眾的熱情支持和讚揚，後方給他們送來大批慰問信和慰勞品，戰地羣眾主動為部隊帶路和救護傷員，二十九軍的“大刀隊”更是名揚海內。
宋哲元在長城抗戰中成了“抗日英雄”。以後他回憶這次抗戰，十分感慨地説：“二十九軍將士早就對鬼子憋著一口氣，殺起鬼子來就像砍瓜切菜一樣。”對戰鬥中陣亡的官兵，他也非常痛惜，並收養了一位烈士的一對孿生兒子。為紀念喜峯口 、羅文峪兩次戰鬥勝利，宋哲元將這兩個還在吃奶的遺孤取名為：紀峯、紀峪。
1932年10月，力主抗日的馮玉祥由山東泰安到達張家口，與共產黨人合作，積極籌備“抗日同盟會”。此時適逢發表宋哲元擔任察哈爾省主席。
此間宋哲元的處境相當尷尬。一方面，他內心裏非常不希望馮玉祥在他的地盤中組織軍隊進行抗日，也明白蔣介石決不會允許馮再掌實際兵權；另一方面，由於宋哲元是馮玉祥所器重、提拔的下屬，而原西北軍上下級之間的封建關係又根深蒂固，宋哲元不敢公開反對、制止馮玉祥的行動。作為馮玉祥，也正是希望在舊部下宋哲元和第二十九軍將領張自忠、馮治安、佟麟閣等人的掩護下，積蓄力量，打出抗日的旗幟。長城抗戰結束後，宋哲元為擺脱尷尬處境，便避往北平，並順著馮玉祥的意思，叫佟麟閣在張家口代理主席。
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通電就任抗日同盟軍總司令職。馮不理睬蔣介石汪精衞的多次勸阻威逼和以高官厚祿引誘，招集舊部和各種民眾武裝共八萬多人進行整編訓練。五、六月間，佔領熱河的日軍開始進攻察哈爾省，抗日同盟軍即行抗敵。此時代行北平軍分會委員長職務的何應欽幾次派員勸馮玉祥取消抗日同盟軍，停止抗日行動，説是為了防止招來第二個“塘沽協定”。馮玉祥對何作了嚴詞駁斥，並揮師北進，與日偽作戰，於六、七月間收復康保、寶冒、多倫等地。共間何應欽曾兒度叫宋哲元出面約束馮玉祥的行動，但宋哲元始終拖延搪塞，在無法調解的情況下，他索性託病去西山休養了。見勸阻無效，蔣介石準備用武力解決抗日同盟軍，調集了十六個師，八列鋼甲車和二隊戰鬥機向張家口逼來。同時，何應欽一面叫宋哲元不要過問抗日同盟軍的事，一面命令駐北平附近的第四十軍軍長龐炳勛率部攻打張家口。何應欽還向龐炳勛許願，如果打下張家口、趕走馮玉祥，將讓其當察哈爾省主席。正當龐炳勛興沖沖準備一戰而獲得察省地盤時，“保持緘默”的宋哲元給其當頭一棒。宋哲元派馮治安和秦德純去見龐炳勛，當面警告龐，如果龐敢打張家口，第二十九軍就準備幫助馮玉祥打龐。從當時實力上看，龐炳勛只有幾千人，而宋部有四個師二萬以上兵力。所以，龐炳勛儘管垂涎察哈爾省主席的位子，但為了身家性命還是不敢動兵。
宋哲元這樣做，直接地看是怕丟失了地盤——察哈爾一丟失，第二十九軍就等於失去了糧餉來源，但客觀上也維護了馮玉祥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
進入8月，抗日同盟軍處境險惡，加之內部動盪不和，無法再維持下去。馮玉祥也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哈爾收拾局面。宋哲元於12日抵張家口，馮玉祥14日離張。宋哲元根據馮的意見，收編部分抗日同盟軍部隊，使這些抗日武裝力量得以保存。
抗日同盟軍解散後，日軍進一步加緊侵略華北，並直接要求何應欽同意“華北自治”。何無它路司‘走，只得離開北平躲往南京，由北平軍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樾代為負責。鮑為維持北平地方秩序計，商請宋哲元調兵進北平駐防。得此機會，宋哲元大為高興，他命令原駐察哈爾省的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以緊急行軍的速度迅速開往北平，並一舉控制平津，使平津一帶成為自己的勢力範圍。1935年，出於圍剿江西紅色根據地和簽定“何梅協定”兩重要原因，蔣介石的主力部隊和東北軍先後調離華北，此時宋哲元作為最有實力的軍政大員被蔣介石委為平津衞戍司令。年底，蔣介石設冀察政務委員會，又任命宋為委員長。不久，衞戍司令部改為冀察綏靖公署，宋亦改任為主任。宋哲元所掌握的站盤已是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北平、天津兩市，於是他除自兼河北省主席外，將張自忠、秦德純，蕭振瀛這些部下親信都分別委以察哈爾省主席和北平、天津市長職務。華北地區失控於南京政府，也造成了宋哲元發展軍事實力的大好機會，他不但將第二十九軍所轄的四個師擴充達五萬多人，還增編了騎兵師、獨立旅和一些保安部隊。為解決浩大的軍費和行政開支，宋哲元把進項甚豐的統税、鹽税、關税和鐵路收入一概接管，以便提用。南京政府對此也只能無可奈何。
何應欽一去，華北大權轉入冀察政務委員會，宋哲元很自然地成了日軍誘惑拉攏的中心人物。為籠絡人心、減少麻煩，他將何應欽留下的人員，張學良的老班人馬及至舊軍閥、舊政客、漢奸，都予安置，或給頭銜虛職，或行錢財補貼，並利用其中一些人，來往於蔣介石和日本人之間，“忍辱負重”地進行艱難周旋。
在對待共產黨的態度上宋哲元是贊同反共但不贊成“剿共”。他認為，共產主義在中國成不了氣候，主張“槍口不對內”，“中國人不殺中國人”。對中共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他不主張進行血腥鎮壓，但也不願意在他的地盤上進行。開始時，對學生的遊行示威他也曾採取過逮捕、驅散的手段，後來便改為包圍，封鎖和勸導的方法了。
1935年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華北日軍陰謀利用宋哲元，煽動華北五省自治，使冀魯晉察綏變成日偽自治區，以達到不戰而勝、吞併華北的目的。因此，加緊了對宋哲元和第二十九軍的威逼和軟化。這時宋哲元心境蹊蹺，地位微妙，一方面講，他包括二十九軍的官兵將土都是仇視日本侵略者的，這種愛國民族心在長城抗戰中得到淋漓體現，從另一方面看，他又不得不與日軍“和平相處”，其中既有蔣介石叫他多退讓、不可輕言抵抗的原因，又有他出於自身的考慮。因為蔣介石與馮玉祥矛盾至深，曾幾度“拔刀相見”，宋為馮的老部下，非蔣的嫡系，所以不能不防蔣介石的暗算。特別是1935年6月19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了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的職務，使他倍感難堪和怨忿，因而他也想利用日軍，挾日人以自重，窺時機進一步擴充實力。
宋哲元被免察哈爾省主席後，稱病回到天津，除與二十九軍部下商討軍務外，閉門謝客，終日以習字練武消磨排遣。沉默一段時間後，他開始謹慎祕密地與日本人接觸。最初，他利用蕭振瀛、秦德純與生於日本的混血種漢奸陳覺生接上聯繫，蕭、陳常常進出宋家，並進行密談。宋哲元通過陳覺生聯繫日本人，這事讓蔣介石知道後，蔣唯恐宋同意華北自治，曾當著宋部人員的面進行過指責，但被事先有準備的宋搪塞敷衍過去。事後，宋哲元照樣我行我素，他一面派人去南京要槍要彈要餉，一面以“不宜過早與日軍演成僵局”為口實，繼續與日本人來往周旋。這期間，第二十九軍上層將領馮治安、張自忠、趙登禹等生活腐化，沉溺嗜好，吸白麪、販煙土、娶小老婆、玩女戲子等，宋哲元則夜夜打牌賭錢，每次輸贏很大。南京曾撥給二十九軍建築國防工事線的專款百萬元，全部被挪作它用，而計劃中的國防工事一概沒築。
當時，第二十九軍官兵與華北駐屯日軍時有小磨擦，由於宋哲元的努力維持，局面還算穩定。日軍方面為了表示“親善"和籠絡，曾邀請張自忠以冀察平津軍政工商考察團長身份赴日參觀考察，還曾派日本陸軍中校中島和陸軍少校鬆井任第二十九軍的顧問，並撥給二十九軍三八式野山炮一個營。宋哲元也搞些請客、聯歡等活動來緩和矛盾。然而，由於雙方軍隊官兵曾於長城戰場交戰，內心仇恨甚深，有時的請客聯歡亦演出"鴻門宴”的結局。
1936年6月，宋哲元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盛大宴會，招待以邊村旅團長為首的駐北平的華北駐屯日軍連長以上三十多名軍官，第二十九軍駐北平部隊的團長以上軍官作陪，當時在北平的吳佩孚、張懷芝等“社會名流”也被邀請前往參加宴會。酒至半酣的，一名日軍軍官突然跳上桌子唱起日本歌進行挑戰，宋部何基灃旅長見此情景毫不示弱，也跳上桌唱起黃族歌，以示應戰。歌舞畢，二十九軍將領尤感到未佔上風，於是又攛掇喜峯口顯大刀神威的董升堂打了一套西北軍的拳術。這時，幾個日本軍官拔出軍刀在席間舞弄起來，其勢逼人。董升堂等兩名軍官壓不住怒氣，找來二十九軍殺日寇用的大刀，也當堂劈起刀法來，一套“滾堂刀”直把日本軍官的氣焰壓了下去。過了一會兒，在前面的較量中沒佔到便宜的日軍軍官們又來了一套把戲，他們把宋哲元和秦德純拉到酒席前，一起喊著號子舉了起來，表面看好像是“友善”的，實際上包含著小覷輕視的意味。二十九軍的軍官們也不客氣，他們使了個眼色，也一齊上去拽出日本方面的邊村旅團長和另一名中校軍官，一聲吆喝，不但把他們舉了起來，而且不斷地放手往上拋……一時間，盛宴差點兒成了戰場，席間主客雙方几乎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還是宋哲元看看情勢不對頭，趕緊在中間講了幾句打圓場的話，才把火頭壓了下去。
在與日本人交往中，為防國人罵他是漢奸、賣國賊，宋哲元掌握一定分寸，頭腦尚清醒。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後，有人別有用心地慫恿宋哲元的弟弟勸其象蔣介石、張作霖那樣，發行“宋委員長就職紀念郵票”。宋哲元一聽，大為惱火，他厲色對弟弟説：“冀察是地方政權，受中央政府節制，怎能濫發個人紀念郵票，給世人説我宋某割據一方，破壞統一!……中央命我盡力折衝，爭取三年時間，使政府做好抗戰準備，我才奉命出來幹這捱罵的差事!並以不喪權，不辱國，不説硬話，不做軟事自誓……”並説：“今後倘有敢再妄議此事者，以漢奸論處!”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為母親作壽時，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親自上門祝壽。乘宋哲元不在時，他將一隻據説是日本天皇專門從東京派軍艦直接送來作壽禮的大瓷花瓶強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後，要把這壽禮退回去，旁人勸説不可如此，怕傷兩國和氣。宋哲元一氣之下，便把瓷花瓶給砸了。
1937年7月“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其首先攻擊目標為平津地區的第二十九軍。到中下旬，北平局勢十分危急，宋哲元已無法與日本人再“折衝周旋”下去。於是，他留下張自忠在北平暫時與日軍維持，作最後緩衝，自己去保定收容部隊了。
“七·七事變”爆發時，宋哲元不在平津。他因日本人催逼履行“經濟提攜”條款，無法應付，而於5月11日避往原籍山東樂陵“掃墓度假”，藉以拖延。
在此之前不久，與中共北平地下組織有聯繫的第二十九軍副參謀長張克俠，曾在共產黨人的幫助下向宋哲元提出一個“以攻為守”的方案，其三項主要內容是：(一)必須在抗戰與投降二者之間擇取其一，別無它法挽救二十九軍之危機；(二)日寇進逼，中央不管，二十九軍處境危險，且可能形成被日軍、蔣軍夾擊之勢；(三)此時為報國立功之良機，為今之計，不妨暫與日委婉應付，但必須作積極抗戰之準備，必要時以攻為守，即使失敗，雖敗猶榮。宋哲元看到這方案後，非常贊成，便命張克俠副參謀長本此方案積極進行抗戰準備。張克俠根據中共組織的意見義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加強抗日思想教育，二是加強情報工作，二是爭取偽軍反正。此建議亦得到宋哲元讚許。受此影響，宋哲元在幕僚部下中也有積極的態度表露，表示要好好訓練部隊，在機會成熟時，打出山海關，收復整個東北。而抗日情緒較強烈的卜層官兵更受鼓舞，當時駐北平東交民巷的日軍經常出城搞軍事演習，耀武揚威，二十九軍駐北平的部隊毫不示弱，只要日軍搞演習，第二天也要部隊開出來，在日軍演習的原地進行演習。
“蘆溝橋事變”爆發後，宋哲元於7月11日由山東樂陵返回天津。此時，日軍因部隊尚未調齊，以“和平解決”的姿態作為緩兵之計，與中國方面談判並達成雙方撤兵、恢復和平狀態的協議。宋哲元抵津後，見局勢趨向和緩，情緒比較樂觀。第二天，接替因病去職的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的香月清司到任，宋哲元即派張自忠去見香月摸摸底，幾天後又親自偕張會晤香月。會晤歸來後，宋哲元神情輕鬆，説是和香月談得很好，和平解決已無問題。他還發表談話：“此次蘆溝橋發生事件，實為東亞之不幸，局部之衝突，能隨時解決，尚為不幸中之大幸。……餘向主和平，愛護人羣，決不願以人類作無益社會之犧牲。”19日，回到北平後，宋哲元再次發表書面講話：“此次蘆溝橋事件之發生，決非中日兩大民族之所願，蓋可斷言。甚望中日兩大民族，彼此互讓，彼此相信，彼此推誠，促進東亞之和平，造人類之福祉。哲元對於此事之處理，求合法合理之解決，請大家勿信謠言，勿受挑撥，國家大事，只有靜聽國家解決。”同時，他下令將北平城內通街各要路口所設基本防禦工事和路障全部拆除，將關閉的城門全部打開，並對各地匯寄來的大批援助抗戰官兵的捐獻表示謝絕。事變爆發後，副參謀長張克俠提出、經宋哲元同意的“集中兵力，斷然採取主動攻勢作戰”的計劃，也因這種“緩和”氣氛而來能實行。
但是，這時日軍正在積極準備更大的軍事行動。在日本國內，日首相召開了陸、海、外、藏四相緊急會議，決定動員四十萬兵力侵華，在中國華北，鐵路線上每天都有兵車從東北進關，塘沽港大批日軍登陸並開往北平近郊，平津一帶機場日軍大批飛機正開始集結，裝備精良的機械化部隊也在向平津祕密開進。7月21日，正當宋哲元的部隊從蘆溝橋、衙門口、龍王廟、八寶山等地後撤，以履行講和協議時，日軍竟撕毀協議，炮擊第二十九軍駐宛平縣，和長辛店一帶的部隊。25日夜，駐廊坊日軍以藉口向宋部進攻，遭到抵抗後，第二天晨又以猛烈炮火和十多架飛機轟炸廊坊。是．b夜，大批日軍衝擊北平城的廣安門。於是，中日軍隊在北平的衝突愈演愈烈。26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香月清司向來哲元發出最後通牒，限期撤退駐北平的第二十九軍之第三十七師。宋哲元當即予以拒絕，並退回通牒。至此，宋哲元見和平無望，便明諭二十九軍抗戰。隨即，他將情況向南京報告，表示“決心固守北平，誓與城共存亡”，又發出自衞守土通電。27日，日軍圍攻通縣，進逼北平，南、北宛均在戰鬥。蔣介石電宋哲元：先固守北平、保定、宛平各城為基礎，中央必全力增援。28日，中日雙方在北平南宛和天津展開激烈戰鬥，第二十九軍駐禾津部隊和保安部隊襲擊了天津總站和東局子飛機場，宋部一度克復豐台和廊坊，南苑方面戰事尤為慘烈，二十九軍傷亡約五千官兵，不得不向後撤退，副軍長佟麟閣和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相繼陣亡。南苑失守，平津紊亂，日軍繼續進關，第二十九軍的一些部隊向保定東北地區集結，宋哲元於28日夜赴保定，而由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和北平市長職。
宋哲元離開北平後，第二十九軍駐北平各部隊和保定部隊陸續撤退，30日夜全部撤出，當日北平、天津完全淪陷。此次抗戰，儘管二十九軍中下層官兵抗日情緒較高，但由於宋哲元等人相當一段時間裏抱著「乞和”思想，在國防工事、作戰物資、兵力部署等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倉卒應戰，所以宋部二萬多兵力竟被當時三千日軍所敗。
第二十九軍在蘆溝橋對日軍的進攻進行反擊時，得到當時平津人民和全國人民以及海外華僑的讚揚和支持。可是，自從撤出北平和天津後，情況開始轉變，朝野人士由失望變為責難，報紙輿論也對二十九軍和宋哲元本人以很大壓力。
宋哲元到保定後，鬱鬱寡歡，除了國內的責難輿論外，還非常擔心蔣介石乘此機會加害於他。經過反覆考慮，他向蔣介石發了一個試探性的電報，表示自己對平津形勢負有責任，向中央請罪，同時請求由馮治安代理軍長職務，自己暫時卸任稍事休息。不久蔣覆電，電中非但避談處分，相反有不少安慰話語，並希望他早日銷假。接報後，宋哲元心境似乎好了一些。時隔不久，他又接到蔣介石要他安排好部隊後赴南京會晤的電報，頓時又起疑心。為防不測，他派了親信秦德純去見蔣。沒想到，蔣介石在與秦交談中，沒有絲毫指責宋的意思，反而慰勉有加，稱讚宋這兩午忍辱負重，應付得不錯，為抗戰爭取了時間。最後，蔣還出乎意料地將第二十九軍編為第一集團軍，任命宋哲元為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的此舉不僅消除了宋哲元的疑慮，而且使他喜出望外。據宋部將領猜測，其原因可能要追溯到上年“雙十二”的“西安事變”。當時，宋哲元曾特地給張學良發過電報，請張保障蔣介石的生命安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宋又專門派秦德純去南京對蔣表示慰問。所以，儘管宋哲元和蔣介石有矛盾，但在關鍵時對蔣還算忠誠。二十九軍戰敗失地，宋哲元不受追究反被晉升，也算是蔣的一次回報。
9月，日軍主力磯谷師團又在津浦線方向上行動，南京發表馮玉祥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馮北上指揮對日作戰。本來，宋哲元等均為馮的部下，對馮應能服從和敬重，但由於受人挑撥，中旬馮到達時，宋竟託病赴泰山休養去了，馮治安等也儘量避而不見，有的將領還故意不予配合，造成馮玉祥的被動。
在泰山，宋哲元一直通過部屬的電報，密切注視自己部隊的情況，但無法過多幹預過問前線的作戰。這段期間，宋哲元所部內部矛盾重重，外部遭受打擊，節節敗退，情勢十分不妙，10月下旬，馮玉祥滿懷怨憤離開戰地，返回南京。宋哲元得到消息後，身體馬上“康復”了，立即下山回到總司令部。此時總司令部已退至大名，年底又轉移到新鄉，宋的直屬部隊亦在新鄉集中。
宋哲元回部隊後，曾積極部署對日軍出擊，企圖挽回局面，還很自負地説：“我們這次出擊，五天攻下邢台，八天拿下石家莊。”然而，時間不長，各路部隊行動遲緩，協同不力，加之大名被日軍攻陷，出擊計劃完全落空。此後第-。集團軍的第六十八軍劉汝明部和第五十九軍張自忠部，陸續被蔣介石調走，宋哲元的思想也就由“打”變為“走”，以求保存實力。1938年初，在幾次與日作戰中，宋哲元都是令部隊稍微接觸一下便撤退。秦德純曾不理解地問宋哲元：“為什麼不好好地打一打?”宋回答道：“全軍為上。”秦聽後笑話他：“孫子兵法的全軍為上，指的是不戰而屆人之兵，不是不打就走呀!”宋則説道：“我們能戰則戰，不能戰就走。”由於他抱著這種思想，所以各部隊爭先恐後地向後撤。新鄉本是打算好好地打打的，結果也無法有效抵抗而被日軍輕取。在撤退中，宋哲元一直沉着地在部隊的後面，用他的話説“在這種軍心不固的時候，如果不是我走在後邊，各部分隊伍還不知道會拉到哪裏去呢。”為此，宋哲元幾度遇險，有時他與日軍竟近到雙方都能很清楚地看到對方的程度。因此其時軍中還傳著宋哲元在大敵當前鎮定自若的讚譽。
1938年二、三月間，宋部潰敗，宋哲元渡過黃河，到達鄭州。在鄭州他向蔣介石提出辭呈，蔣接受其辭職，遂將第一集團軍的番號撤銷，宋改任為軍事委員會委員職。宋哲元住鄭州不久便染上肝病，隨後離職赴衡山休養。
衡山休養期間，宋哲元既無實權又無實力，心境很差。他特別操心華北平津的罪責歸咎問題，他時常對人唸叨：“華北的事究竟是誰的責任?是不是完全由我們來負這個責任?”尤其是韓復榘被蔣介石處決這事，對他震動更為劇烈。在韓被蔣扣押起來的，宋哲元曾到蔣的面前説過情，此時不由得他不從蔣對韓的決絕聯想到自己可能的結局，故而焦慮重重。後來，他找到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後蔣介石給他寫的一封親筆信，意思是冀察的事由宋哲元全權處理，而由中央負擔一切責任。他如獲至寶地把這封信收藏在身邊，為的是在危急時用它充當“護身符”。在他病危時，還曾囑咐家人要將此信編入他的傳記，以便洗刷推卸他對喪失華北的責任。
宋哲元先為肝病，後又患腦血栓，並半身麻痺，先在衡山治療休養，後轉到四川灌縣，1940年初再移至綿陽，這是他二十四年前與常淑清結婚的地方。這一年4月5日，宋哲元以中風不語病逝於此地，並葬於綿陽附近的富樂山，其享年五十六歲。
宋哲元病故後，國民政府成立了以馮玉祥為首的治喪委員會。馮玉祥在親往弔唁時，竟扶棺大慟，説：“明軒身後太蕭條，他真正做到了嶽武穆所説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5月18日，國民政府下令褒揚：“故陸軍上將敍第二級宋哲元，追贈為陸軍上將敍第一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