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袍”自古是武夷岩茶至尊,现在是武夷岩茶的代名词,也是武夷山的第二张名片.但因为历史久远,战乱频仍,文献流失,“大红袍”的身世和武夷山的船棺一样,成了一个千古之谜,招引着人们去苦苦探寻和考证.但大都没有结果,仍然停留在民间说法和神话传奇的层面.关于武夷山大红袍名字的来历小编整理了一下几点，仅供参考。
武夷山大红袍的传说之“皇后治病说”纯属无稽之谈.历史上离武夷山最近的京城是南宋的杭州城,依当时的信息和交通条件,从皇后“突然得病”(急性病),到找到“大红袍”治好病,起码要花费几个月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说法显然不符合一般的逻辑.
“武夷山大红袍传说县丞祭茶说”也十分牵强.武夷山虽然自古有喊山祭茶的习俗,但县丞作为七品小官穿大红袍祭茶也不合乎古代严格的着装礼制.
投保一亿人民币的“大红袍母树”虽然生长在岩壁上,但不至于高不可攀,早在3000多年前,武夷山的山民们都能把船棺安放到几百米高的悬崖上,何况那区区的几十米岩壁.无疑流行于广东地区的“猴子采茶说”低估了武夷山人的智慧.
最令人信服的还是“丁显状元报恩说”.武夷山大红袍导游词(wuyishan dahongpao guide)中主要是持这个观点,说是明朝福建籍举子丁显北上赶考,途经武夷山,中暑昏厥路边,被天心寺僧人所救,以茶入药为其治疗.举子病愈后高中状元,回天心寺报恩,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而是茶叶,嘱其以红袍披盖茶树,以表谢恩.“大红袍”故事从此不胫而走.靖难之变后,朱棣夺取侄子建文的帝位,为追杀传说出家为僧的建文帝,便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以寻访张三丰为名查询建文帝的下落.胡潆也因此到武夷山,入驻天心寺,爱喝茶的胡潆听了“大红袍”的故事,明代胡潆把天心禅茶带回并进贡给朱棣.明成祖正式诏封天心禅茶,为“大红袍”正名,降旨天心庵“精耕勤灌,嫩摘细制,世代相传,岁贡入京”,同时敕封天心寺为“天心永乐禅寺”,现在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还能见到“永乐茶坊”的遗存.
那么大红袍的真相到底怎样呢?
饮水思源,喝茶寻根.笔者花费大量的时间,跑遍了图书馆、资料室,查阅了许多相关的历史文献,采访了多位权威茶人,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对各种民间说法和神话传说予以一一求证和排除,终于得以按图索骥地把点滴的历史碎片加以精心拼接,基本上还原出了“大红袍”的本来面目,以飧世人.
“大红袍”因何得名
顾名思义,大红袍,就是红色的袍服.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衣着大红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继元之后,汉族统治者重新建立了延续近320xx年的明王朝,包括服装制度在内的汉族礼制得到了全面的恢复.明朝洪武时期,依据周礼,参考汉、唐、宋历代的服饰,花了20xx年时间确立了基本的官服定制.服装的类别基本延续过去朝服、祭服、公服、常服的区分,官品、职位、身份在服装的颜色和配饰上却有更加明显的辨别.《明史》记载：
洪武三年,礼部言：“历代异尚.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饰黄,旗帜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于赤为宜.”
在公服穿着上,明朝廷也明确规定“一至四品着绯袍,五至七品青袍,八、九品绿袍.”文中“赤”、“绯”都是指大红色.因此,明以后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名词.如成书于清代的《海公大红袍传》、《海公小红袍传》,描写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海瑞一生的遭际,刻画了一个忠于职守、无私无畏、敢于锄强诛暴、关心百姓疾苦、清廉耿介的清官形象.
可见,“大红袍”是明代清官的指代.那么为什么又引以借代武夷山的茶树呢?可以推测：“大红袍”茶出现于明代,并与当时某位清正廉明的高官或朝廷有一定的联系.
这一推测与“状元报恩说”比较接近. 说来巧合,武夷岩茶(wuyi rock tea)的产生和朱元璋的“罢龙团,改制散茶”的诏令有很大的关系
“大红袍”身世大揭秘
如果按“县长命名说”,虽然有“大红袍,民国三十二年,吴石仙题”的摩崖石刻,从而有人推测“大红袍”得名于1943年,但《武夷山茶与风景》一书出版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书中却清楚地交代大红袍“成名虽然出于品质的优良,但大半还是宣传的功效.”假使大红袍得名于1943年,但在命名不到一年,又值战乱年代,显然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宣传功效.而且,在成书于1920xx年的《蒋叔南游记》(蒋希召著)第一集《武夷山游记》中写道：“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可见,在1920xx年之前武夷山便有“大红袍茶”了.
清朝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一斑禄·杂述》(1839年)卷四里说：“……若闽地产’红袍’建旗,五十年来盛行于世”.“建”,即指建宁府(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旗”,指的是茶(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枪,古人常以“旗”、“枪”指代茶叶),按照“五十年来盛行于世”推算,“大红袍”在清初就已经名扬天下了.这段文本的发现填补了清朝“大红袍”文本记载的空白,把“大红袍”有据可考的历史至少往前推了二百年.
经过茶叶科学部门检测,现存母树大红袍的树龄在360年以上.360年前,正是明末清初.现在“大红袍母树”仅剩一处,不排除天游、北斗等他处的已故“大红袍”母树的树龄超过360年的可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大红袍”的历史就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明代.
近年来,随着“大红袍祖庭”——天心永乐禅寺佛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深入挖掘,为“状元报恩说”、“大红袍”始于明代增添了诸多佐证.1991年,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工地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从中可以断定天心永乐禅寺受明代朝廷敕封.那么,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受封呢?
《明史·胡潆传》记载：
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潆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潆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潆至,急起召入.潆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潆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
这段文本说的是：明成祖夺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后,有人说建文帝流落海外了,有人说建文帝出家当了和尚.为了赶尽杀绝,免除后患,明成祖派礼部官员胡潆(1375—1463)与宦官郑和分别以寻访张邋遢(张三丰) 与“下西洋”为幌子,在国内与海外排查建文帝的下落.同时,文中“遣潆颁御制诸书”之句,其实是指明成祖为了掩人耳目,收买人心,忏悔恶业,广泛“颁御制诸书”敕封寺院宫观.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永乐”字号,至今在全国许多省市仍有许多以“永乐”年号命名的寺院.天心永乐禅寺于此际受敕封,自在情理之中.
上文虽然只交代了胡潆“十七年(公元1420xx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并没有明确说明他来过武夷山.但在《武夷山志》(清·董天工著)专门记载来过武夷山的历代名贤的篇章《名贤下·遗补》中有“胡潆,字源洁,武进人,明建文庚辰进士,官礼部尚书”的记载.说明胡潆确实来过武夷山.《武夷山志》还收录了他的《题画武夷图》、《望武夷,因文公精舍在此,不胜感慨》诗两首.此外,在佛教古籍《瑞岩实录·诗偈》(清释元贤著)中有胡源洁的《夜宿天心》诗：
云浮山际掩禅院,月涌天心透客居.
幽径不寒林影下,红袍味里夜可无?
这首诗描述了作者胡潆夜宿天心寺,彻夜品饮“大红袍”的情形.可见在当时,尚在明初的时候,天心寺的茶就已经冠上了“大红袍”之名.这些事实与“状元报恩说”几乎吻合.
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颁发给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圣旨碑,一般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或单独立在显眼的地方,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受过皇帝的敕封或嘉奖.但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另一个是否是“状元报恩说”所指的朝廷对“大红袍”的敕封呢?
据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状元报恩说”原记载于《天心寺志》,后来寺志失传于民国战火,便由天心永乐禅寺僧人口头代代相传下来.该寺院后来还受过光绪敕封,林则徐、陈宝琛等朝廷命官先后为其题额,可见天心永乐禅寺在历史上曾经十分显赫.可以想象,这样显赫的寺院肯定有自己的寺志.“状元报恩说”和其他版本的传说相比,更具有历史性、文化性、逻辑性、书面性,可见其确实出自正规的文献,而且口头相传的时间跨度不会太长.因为故事情节、时间、人物、事件与以上考证的史实相符,并无走样.综合“状元报恩说”和上述考证结果,“大红袍”是否受过敕封便不得而知了.
至此,上百年来众说纷纭的“大红袍”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