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访张中行
因了朋友顾之川兄的缘故，得知张中行先生就住在马甸一栋高层
公寓楼中，离我住宿的北师大很近。况且我于春节前还曾得到过他的
签名本《说梦楼谈屑》，登门道谢，亦在情理之中，于是便萌发了拜
访这位文化大师的念头。明人不说假话，我之想见行公（文化人对他
的尊称），除了编辑的职业敏感外，主要还是他身上那层神秘色彩。
我们这一代人，谁没有读过《青春之歌》？小说中那位热血女青年的
不凡经历，曾让无数青少年激动和感奋不已。而我倒想看看，小说中
那位爱钻故纸堆的“胡适门生”，在经历了世纪沧桑之后，会是什么
模样。自然，小说终归是小说，与现实的人不能等同。
京都四月的一天，春日融融，满城飞絮。之川兄带路，我们敲开
了公寓三楼行公的家门。开门的是他的一个亲戚，随即行公也从书房
走了出来。一米七以上的个头，清瘦，但很硬朗，背脊挺得很直，不
像年届九旬的老人。行公很随和，让我们在沙发上落座后，自己在对
面一张老式四方餐桌旁坐下。我这才注意到，老人不是那类宽脑门、
大秃顶的智者形象，眼睛很小，看人时似乎特别专注，脸上布满细密
的皱纹，板刷式的灰白平头，让人觉得平易可亲。一身蓝布中山装，
一双黑色斜纹布鞋，朴素得就像一位退休工人。
如果拂去时间的烟尘，我们可以想象，眼前的这位老人，在过去
的革命年代，作为一个不革命的知识分子形象原型，经历了怎样的炼
狱般的磨难。但就在这种磨难中，老人并没有消沉，而是将他的喜怒
哀乐化为一缕缕哲思，融入他对人生的体察与观照之中，先后写出了
《文言津逮》《禅外说禅》《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诗词读写丛
话》《顺生论》《说梦楼谈屑》等数百万言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毫无疑问，这需
要化解生活的勇气，以求得心灵的平衡与内在的和谐，而把持这种平
衡与和谐，又该需要怎样不凡的精神定力？
之川兄见我作深思状，于是说明来意。我知道现在不是深思感慨
的时候，也就直奔主题，问行公手头有没有新作。行公摇摇头，连声
说没有。我不甘心，“给您出一部自选集如何？”还是摇头，“选集
文集都出了，再出，人家要骂我这个老头子到处骗钱了。”之川兄在
一旁敲边鼓：“给您编一部专谈古籍的本子，还是很有价值的。”行
公不好拂他的意，“以后再说吧。”我知道没戏了，于是碰了碰之川
兄，想采取迂回战术。之川兄会意，看了看墙上的钟，对行公说：
“我们下楼去喝几盅？”行公赞同。三缺一，于是喊上楼上的李君，
由行公亲自打电话。打完电话，行公从卧室取了帽子，围上围巾，在
将围巾一端抛向脖子后面的同时，喊一声“喝酒去”。看得出，行公
和年轻人在一起，兴致很高。
一行四人，走进一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店主很热情，因为行
公是这里的常客。落座后才知道，行公曾在此宴请启功先生，一桌饭
吃了一百五十元。
行公后来写了一篇文章，盛赞“芝麻花”的朴厚实惠，发表在《
北京日报》上，一时传为美谈。听说不乏慕名而至者，使这家不起眼
的小店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说到饭店，行公不无幽默地说“你在北京饭店吃饭，完了能将饭
店带回家么？”普通的一句话，让人咂摸半天。之川兄请行公点菜，
行公也不推辞，点了简单的几样。之川兄知道这些菜不合我这个湖南
人口味，建议他再点几样，行公说：
“够了，不要浪费。”早就听之川兄说过，行公是性情中人，每
次到社里，总要喊上几个年轻人喝一顿，四菜一汤，绝不铺张。不论
社会风气怎样变化，老人始终恪守着节俭的本色。我就亲眼见他将掉
在桌上的豆腐丝挟起，缓缓地送入口中。
我试图将眼前这位农民式的传统老人和受过五四新思想薰陶、至
今仍具有强烈科学民主意识的文化大师统一起来。而事实上，行公就
是这样一个既传统，又有着新的思维方法的老人。谈到国事，他说不
能寄希望于一两个好领导，而要靠完善的法治制度。中国古代不是没
有好皇帝，但概率太低，靠不住。因为人作为动物，在其本质中可怕
地潜伏着一种叫做贪婪的毒汁，而只要有可能，人人都可能成为暴君，
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只有依靠法治，才能有效地监督掌权者，
扼制腐败与残暴的滋生。行公生于帝制，长于忧患，饱历沧桑，他渴
望国家安宁，百姓殷实。而对中国历史上政权的更迭，亦以此民本思
想为其评判的准则。我就见他正色敛容地说：“朱明王朝有什么好，
饿死那么多人，不亡才怪呢。”显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文化
历史积蕴，使行公脱去了某些观念的桎梏，而开放与激进，则丝毫不
比年轻人逊色。从行公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五四运动所烙下的精神印
迹。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用“哀莫大于心死”来形容有些读
书人的生存状态，希望今天的读书人能继续有一个平和的环境，自由
自在地说话、读书、做学问。行公的言谈和他的许多文章一致，我们
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位世纪老人的忧患意识。行公即将出版的《流年
碎影》一书，据李君说，有许多精彩的篇章。行公为文，遵循“不宜
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
我相信这是一部说真话的书。８８岁的高龄，功名利禄都成过眼烟云，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李君在席间调侃，要行公说说他和杨沫的过去。行公坦然一笑，
说：“夫妻关系有什么好说的，就那么回事。”谈到与杨沫的分手，
行公说：“我和她的差别，是‘信’与‘疑’之别，她信我疑。”据
说“文革”期间，红卫兵找到行公，要他揭发杨沫。行公十分认真地
说：“杨沫比我革命。”令小将们失望而去。历史就是这样一位嘲弄
者，常常让人尴尬不已。其实，读书之于革命，即使在当时也不应是
对立的。读书人可以投身革命，而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则必须从书本中
寻求理论武器。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信仰革命，就好像
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佛教徒一样。用一种思想去统一全体社会成
员的思想，并采用宗教裁判所的方式来清除异教徒，这当然是最简单、
最切用的统治术，然而当阳光只剩下一种颜色，世界上只拥有一种声
音的时候，这个星球也就没有了生命力。在我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
确有这么一批学者，他们不热心功名政治，而视学术为生命。王国维、
陈寅恪、沈从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一个多元化的民主社会里，
读书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职业和生存方式，社会应该充分理解并尊重
他们的前途选择，为他们施展才学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值得庆幸的是，这一点，现在也逐渐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和认同。
我们几个后生在那里慷慨激昂，行公则静静地听着，时而呷一口
酒，慢慢地品味，仿佛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雨，都被他浓缩到了这杯
酒里，是苦是辣，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他淡淡地一笑，是对后学无
知的宽容？还是历经沧桑，化解了生之疲倦，抛弃了所有语言形式之
后的一种轻松？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那张密布细纹的脸，因酒精的烧灼而开始微红，渐渐变得生动起
来。
行公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也不乏奖掖后进、成人之美的古道热肠。
一次，有个年轻读者买了金克木先生的著作，想请他签名，但又怕他
的耿介脾气，于是找到行公。行公二话不说，带着他上了金府。果然
不出所料，金先生一看来头，连连摇头说：“不签不签。”行公将钢
笔往他手中一塞，说：“签！”金先生无奈，只得签了。谁要他们都
是名人雅士呢。又一次，一位女青年想求启功先生的字，苦于无门，
找到行公，行公带她径上启先生家。启先生见是行公的客人，善心大
发，挥毫泼墨，写了一张又一张，乐得那位女青年直拍手。其实，行
公于金石书画，亦颇具见识，他的书法，能自成一格。我在席间冒昧
向行公索字，行公不以为忤，满口答应，过了不久就给我写好寄来了。
听说行公在办公室专门备有一套文房四宝，过一段时间就去那里写一
阵，以偿还各地忘年朋友的字债。
俗话说，老小老小，人老了，一切都看过了、经历过了，一切都
变得不再重要，也就能超然脱俗，返归到无拘无束的本我状态。老人
是寂寞的，而当他从与年轻人的交往中获得精神慰藉，获得春风沉醉
般安详的时候，也就获得了平湖秋月般的心境，获得了新的生命激情
和灵感，其创作也就进入到新的一轮勃发，与生命的律动交相辉映。
白云苍狗，逝者如斯，行公无愧于天道，近年除完成了回想录《流年
碎影》外，还不时在《随笔》等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也就不时有集子问世。
他的文章虽少张扬蹈厉之辞，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从
他那清新自然如数家珍般的娓娓叙述中，从那貌似拉杂的谈古论今、
引经据典中，我们依然可以体察到老人对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
运的热切关注。
尤其是那些诠释人情物理，关怀生命价值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更能引发读者
人性的共鸣和理性的思考。我想，这恐怕就是行公的文章一印再印，
受到不同层次的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吧。
一瓶北京醇渐渐见底，而菜却还剩下一些。行公叫来服务小姐，
要了一只快餐盒，打好包，交给李君。李君显然已熟知行公的为人，
也就坦然接在手中。
之川兄买了单，我们一行四人出了店门。因了前面提到的原因，
我回头又看了看这家叫“芝麻花”的小店。和那些以“帝、王、富、
豪”命名的高堂大酒家相比，实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我突然明白，
行公之所以对这家小店情有独钟，不就是为了得到普通百姓那份真实
的感觉么？而两位文化大师在这家普通小店的胜会，又是怎样地具有
了超越俗世浮华、蔑视“高贵”的历史人文主义内涵！转过身来，望
着已走在前面的行公，一股敬意油然而生，大脑也迅速作出定位：一
位真诚的学者兼作家，一个普通而真实的老人。
